中国革命在探索中曲折前进

一、土地革命战争的发展及其挫折

(一)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

红一方面军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使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拥有21座县城、250万人口、5万平方公里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起了最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其它革命根据地也都得到了发展。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省瑞金县叶坪村举行。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及土地法令、劳动法等法律文件;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实行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首先由苏维埃共和国公民直接选举产生乡工农兵代表大会代表，召开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乡苏维埃政府组成人员;在此基础上，逐级召开区、县、省和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区、县、省和全国苏维埃政府。各级苏维埃政府广泛吸收工农群众代表参加政权管理，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这种制度，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要求。其他根据地也相继召开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各级苏维埃政府。各级苏维埃政府注重廉政建设，严惩腐败分子，这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根据地同国民党统治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成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雏形。

(二)土地革命战争的严重挫折

大革命失败后，在纠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内开始滋长一种左的急躁情绪。从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左倾错误先后三次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

第一次是1927年11月至1928年4月的左倾盲动错误，认为革命形势在不断高涨，盲目要求准备举行总暴动。

第二次是1930年6月至9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乃至世界革命进入高潮，盲目要求举行全国暴动和集中红军力量攻打武汉等中心城市。

第三次是1931年1月至1935年1月以陈绍禹(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

其主要错误是：

第一，在革命性质和统一战线问题上，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将反帝反封建与反资产阶级并列，将民族资产阶级视为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一味排斥和打击中间势力。

第二，在革命道路问题上，继续坚持以城市为中心，将准备城市工人的总同盟罢工和武装起义作为共产党最主要的任务;指令根据地的红军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配合攻打中心城市。

第三，在土地革命问题上，提出坚决打击富农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主张。

第四，在军事斗争问题上，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

第五，在党内斗争和组织问题上，推行宗派主义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针。

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期，中国共产党内屡次出现严重的"左"倾错误的原因及其危害是什么?

左倾错误的原因：

第一，八七会议以后，党内一直存在着浓厚的"左"倾情绪始终没有得到认真地清理。

第二，共产国际对中国党内事务的错误干预和瞎指挥。

第三，这是主要的原因，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不足，理论素养不高，实践经验也很缺乏。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不了解，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全面地、正确地结合起来，严重地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

对于王明等人的左倾错误，毛泽东等进行过坚决的抵制和斗争。但是，王明等人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压制党内民主，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针。在1931年11月召开的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通常称赣南会议)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被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会议根据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的指示，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治委员、总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名义，剥夺了毛泽东对中央根据地红军的领导权。1933年初，由于白区党的工作遭到严重破坏，临时中央政治局无法在上海立足，被迫迁到中央根据地。为了全面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方针、政策，他们在福建开展了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接着又在江西开展反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斗争，其矛头实际上都是对着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的。

左倾错误的最大的恶果：

①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遭到失败，不得不退出南方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长征。

②使红军和根据地损失了90%。

③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力量几乎损失了100%，其教训是极其惨痛而又深刻的。

二、遵义会议与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转折

(一)中央红军实施大转移

1934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又称红一方面军)8.6万人撤离根据地，向西突围转移，开始长征。长征初期，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等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在强渡湘江之后，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锐减到3万多人。严酷的事实教育了广大的共产党员和红军官兵，他们开始产生对错误领导的怀疑、不满。一些支持过"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人如张闻天、王稼祥等，也改变态度，转而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这样，当中央红军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并在占领黔北重镇遵义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了扩大会议。

(二)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

在长征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贵州遵义召开的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

内容：遵义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经过激烈的争论，多数人同意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意见，批评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错误。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并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博古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并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全权负责红军的军事行动。

意义：

①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而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②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从幼年达到了成熟。

三、红军长征的胜利

1.长征的胜利结束

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等的领导下，中央红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抢渡大渡河，翻越人迹罕至的夹金山(雪山)，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赢得了战争的主动权。1935年6月中央红军抵达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区，同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中共中央又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分裂中央、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为了贯彻北上方针，红军经过茫茫草地，历经艰险。随后中共中央决定将北上红军改称陕甘支队，先行北上，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同陕北红军会合，有了新的落脚点和战略基地。至此，中央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先后同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将台堡会师。标志三大主力红军的长征胜利结束。

2.长征的伟大意义

第一，它粉碎了国民党围剿红军、消灭革命力量的企图，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

第二，通过长征，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了西北，这为迎接中国人民抗日救亡的新高潮准备了条件。

第三，长征保存并锤炼了中国革命的骨干力量。

第四，长征播撒了革命的火种。第五，长征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

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

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通过了《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阐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批判了党内的关门主义和对于革命的急性病，系统地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上的问题。

瓦窑堡会议的主要内容：

首先，阐明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

其次，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强调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

再次，规定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政策。决定用人民共和国的口号代替工农共和国。

1936年12月毛泽东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总结土地革命战争中党内在军事问题上的大争论，系统地说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

1937年夏，毛泽东写了《实践论》、《矛盾论》，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揭露和批判党内的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的错误，深入论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科学地阐明了党的思想路线。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共中央所进行的理论工作，对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思想路线进行了拨乱反正，从思想上、理论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人，使他们满怀信心地去迎接即将到来的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