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解释性理解(韦伯)

“理解”即可表现为理智上和逻辑上的即“合理明晰的”，又可表现为情感体验的和艺术感受的即“移情明晰的”。他认为，移情的再体验并不是对意义解释的绝对条件。相反，要使理解是“合理的”，就必须与理智上、逻辑上的解释结合起来。这正式韦伯与狄尔泰等人非理性主义的区别所在。韦伯认为，理解和解释并不是相互排斥的，恰恰相反，他们是相互关联、相互说明的。因此，必须把理解和解释联系起来考虑，理解是解释的前提，理解是能被解释的。在某种意义上说，理解就是一种解释。反过来说也一样，解释也是一种理解。按韦伯自己的说法，即我们把对行动意义系列的理解视为对行动实际过程的一种解释。

这种“理解”方法在实际应用时遇到困难。在韦伯看来，“理解”应是建立在行动者对其行动意义或动机具有明确认识的前提上，这也是行动作为人的行动所具有的特点，然而，连韦伯自己也没意识到，在现实中，人们的行动往往并不是都被明确的赋予了某种意义的，行动者对其行动常常处于“半意识的”或完全“无意识的”状态。不解决这一矛盾，理解办法就面临困境。

12. 社会行动类型(韦伯)

韦伯从理想类型的思想出发，对社会行动进行了区分。他将社会行动分为以下四种:

1 目的合理的行动。这种行动把对外界对象以及他人行为的期待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并以最为有效的途径达到目的和取得成效。

2 价值合理的行动。他表现为对纯粹自身行为本身的绝对价值所持的自觉信仰，无论这种价值是表现在伦理上、美学上、宗教上还是表现在其他方面。这种行动并不考虑有无现实的成效。

3 情感的或情绪的行动。即由于现实的感情冲动和感情状态而引起的行动。

④ 传统的行动。即通过习惯而进行的行动。

按照韦伯对社会行动的定义，上述后两种行动(传统的行动和情感的行动)严格说来，都不属于社会行动，因为在他们中间并不包含行动者明确的主观意义。因此，从合理性这个角度看，传统的行动和情感的行动都不属于合理的行动，只有价值合理的和目的合理的行动才属于合理的行动，也才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行动。不过，从韦伯理想类型的方法论来看，传统的和情感的行动，它可以被看作是“理想类型”中的“合理”行动的“偏差”，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它才获得其自身意义。而且，它们虽然总的来说表现为“不合理性”，但其中也往往包含着过渡到价值合理的或目的合理的行动的因素。

韦伯还具体分析说明了以上几种行动之间的相互联系及细微区别。他先谈到情感的行动和价值合理的行动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在韦伯看来，两者之间的共同点是，无论对于前者还是后者，行动的意义不在于达到某种具体的目标或获得某种实际的效果，而主要在于行动过程之本身。两者之间的区别则在与，情感的行动并不表现为坚定的、始终如一的为实现或接近某种最高价值而努力，而往往表现为意识的、冲动性的情绪发泄。相反，价值合理的行动则强调行动的绝对立场和最高价值，并坚定不移的、有计划的把达到这种价值公设作为行动的取向。

关于价值合理性与目的合理性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纯价值合理的行动，他并不考虑通过行动来实现可以预见的结果，而仅仅处于对义务、尊严、美、宗教谕令、虔诚等等的信仰。反之，目的合理的行动则表现为以对行动的目的、手段和结果的思考作为取向，不断的对各种可能的目的、与实现目的的相应手段、措施以及行动的结果进行理智上的权衡。由此可以看出，价值合理的行动与目的合理的行动往往处于复杂多样的联系之中。然而，韦伯认为，尽管如此，两者的区别还是明显的。因为从目的合理性的角度看，价值合理性永远总是不合理的。而且，他越是把行动的目的上升为某种永恒的绝对价值，越是不反思行动的结果，它便越是远离目的的合理性。可见，两者的区别在于，在目的合理的行动那里，目标是可变的，同时，把主要经理集中在对有效手段的选择上。而价值合理性则总是使行动向着某种绝对的、永恒不变的目标。

总之，在韦伯看来，现实中的社会行动是极为复杂的，很少只表现为某种单一的形式，而往往是两种或两种以上形式的混合。所以说，现实中的行动只是近似的与上述四种纯粹类型相符。他同时指出，任何分类法都不能穷尽现实中的社会行动。

13. 新教伦理(韦伯)

“天职”观念，即某种由上帝安排的任务，成为新教的核心内容。他抛弃了原来天主教那种禁欲主义的修行而超越尘世的空洞劝解和训令，而把个人在尘世中完成所赋予他的义务当作一种至高无上的天职。

在韦伯看来，新教在客观上为证明世俗活动具有道德意义起了作用，导致和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萌芽和发展。为了进一步考察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韦伯还分析了新教的其他分支，特别是加尔文教的禁欲主义伦理。

整个加尔文教中最典型的特征是它的命定说，这种教义宣称，一个人甚至在他出生前就已被上帝判决了他的来世命运。而且，作为尘世中的人，他无法获得对上帝这种判决的了解，因为采取任何世俗的手段都无法窥知天意。这样，人与上帝、尘世与天国之间便存在着一到不可逾越的鸿沟。

这种教义的逻辑结论便是，季度徒在尘世中的活动，包括为日常服务的职业劳动，都只是为了遵从上帝的戒律，完成上帝的旨意。于是，紧张的从事世俗活动，争取获得职业上的成功，便成为建立获救信心的惟一手段。

在韦伯看来，加尔文教就是这样为人的世俗活动的意义找到了答案，他使全部的世俗生活彻底的合理化了。加尔文教作为宗教教派，使尘世活动(主要是职业劳动)具有了某种宗教上的合理性和崇高意义，即世俗的日常工作被视为荣耀上帝的行为。这种在宗教意义上世俗生活的合理化，使得加尔文教具有独特的禁欲主义倾向，具有必然性。它一方面表现为积极参加世事，勤勉的从事职业劳动，另一方面表现为最大限度的节俭，抵制一切享乐性消费，认为积累财富的勤俭在道德上是无可指责的，骄奢纵欲是有罪的。

韦伯接着指出，加尔文教的禁欲主义倾向是独特的，表现在它与天主教的禁欲有着明显的不同。后者把禁欲限制在寺庙里，而加尔文教的禁欲生活却是在尘世中、在世俗的各种机构中度过的，因而是一种“入世禁欲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种入世禁欲主义使宗教世俗化了。

加尔文教一方面是使全部的世俗生活升华为高度的宗教意识，另一方面，这种宗教意识又带有强烈的入世倾向。无论如何，在韦伯看来，这客观上都给世俗生活的发展以有力的推动，加尔文教中的劳动天职观念、职业成功意识、节俭致富倾向等等都是这方面的表现。而这一切又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存在着很强的亲和力。

经过分析，韦伯指出，在作为新教重要教派的加尔文教的教义内容和宗教实践中，包含了资本主义精神发展的因素，客观上推动了资本主义及整个西方文明的发展过程，并初步建立其宗教观念与一定的经济伦理、社会结构之间的相关性。

韦伯反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按照社会的经济状况解释一切，把宗教的起源、乃至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归结为一定社会的经济状况，是一种错误的经济唯物主义。

14. 社会压制模式(达伦多夫)

在“什么使人类结合为社会”问题上，认为社会秩序建立在压制基础上的，形成了社会压制模式。

达伦多夫将社会压制模式的基本要素概括为四个基本假定:

1 社会变迁是普遍存在的最基本的现象。

2 凡有社会生活的地方就存在着冲突，冲突现象可以加以疏导和控制，可以暂时被压制，但无法彻底消除。

3 社会中的每一要素都可能促进社会变迁，破坏社会整合。

④ 每个社会都以其内部一部分成员压制其他成员为基础。

达伦多夫强调，压制模式并不比均衡模式更正确，之所以特别重视它是因为他对社会实体的那些经常遭到忽视的侧面——变迁、冲突、反功能和压制——给予极大关注。

15. 强制性协调组合(达伦多夫)

强制性协调组合是指一切具有权威结构的社会成员的结合形式。

达伦多夫认为，冲突起源于权威地位的缺乏，因此，权威结构是形成冲突集团的最终原因。在强制性协调组合中，权威地位的分配不可能像收入或声望的分配那样形成逐渐过渡的续谱，只能依从两分法，即各个地位或者被赋予权威，成为统治地位，或者是完全丧失权威，成为服从地位。这样，一个强制性协调组合就有两类人组成，一类是统治者，一类是服从者，社会冲突就在他们之间产生。

达伦多夫不否认各个统治地位所拥有的权威在程度上的差异，但他认为，对于分析团体冲突现象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在理论上强调拥有权威和丧失权威之间的界线，这一界线直接来自权威概念的定义，即权威是统治和服从两类人的结合。

达伦多夫强调，对团体冲突进行分析的基本单位只能是强制性协调组合，而不是整个社会。因为权威只有在这一基本单位中才呈现出清晰的分化层次，而在全社会范围，由于社会成员往往参与多重组合，从而拥有多重角色，一直无法确定其权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