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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正经历着一场戏剧性的角色“换岗”：全球经济重心正不断东移，中国等主要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治理中拥有越来越大的话语权。但这场全球金融经济危机也证明，过度依赖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可持续。随着全球再平衡的呼声日益高涨，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都承受着前所未有的改革压力。另一方面，全球“热钱”伺机而动，对各国宏观政策和金融监管构成一定挑战。
当前，在全球经济大舞台上，亚洲经济可谓日益崛起。在这样的背景下，2013年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全体会议将于4月4日至7日在香港召开，聚焦包括经济不平等、金融不稳定等一系列全球重要议题。
重心东移
始于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抑制了美国经济的增长，也使得欧洲因债务危机陷入经济衰退，从而加快了全球力量重心从欧美转向新兴经济体的进程。
从经济实力的对比看，目前，中国、巴西和印度三国的经济总量与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这6个传统工业强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总和基本相当。这是人类历史上近150年来首次出现的重大变化。
事实上，发展中国家目前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已超过50%，对全球投资总量的贡献超过40%，对全球投资增长的贡献超过70%。根据世界银行对未来经济多极化的基线模型预测，尽管中国经济增速可能放缓，但仍将在2025年贡献全球增长的三分之一，远超其他任何一个经济体。
来自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的一项有趣的研究显示，历史上的世界经济重心“西移”花了一千年，而如今的“东移”仅需数十年。报告显示，由于工业革命，1900年时，世界经济重心转移到欧洲，到1950年时，随着美国经济崛起，重心又转向了北美。但现在这一趋势正在逆转，而且是在以惊人的速度逆转。过去十年里，全球经济重心以每年140公里的速度“东移”，到2025年时就将完全回到亚洲。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IC)去年12月发布的《2030年全球趋势：替代的世界》报告也预计，中国经济可能会在2030年之前就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亚洲的经济规模也将超过北美和欧洲的总和。报告称，从国内生产总值(GDP)、人口规模、军费开支以及技术投资来看，到2030年亚洲实力将超越北美和欧洲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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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今天的世界而言，2030年的世界将发生巨变。到2030年，没有一个国家——无论美国、中国还是任何其他大国——会拥有霸权。”NIC报告称，西方在过去两个多世纪内的全球主导地位将被颠覆，美国和欧洲国家将不再享有霸权地位，而是在一个多极化世界中与充满活力的新兴经济体分享这种地位。
加拿大财政部前副部长、多伦多大学罗特曼国际商学院院长温迪·道伯森(Wendy Dobson)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她预计2030年中国和印度将成为世界经济的动力之源。到2030年，尽管中国的人口结构将老龄化，发展也将逐步放缓，但其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印度和日本。
亚洲声音
世界经济版图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全球治理的格局也必须作出相应改革。全球经济决策将不再只是传统西方大国的舞台，而越来越需要东方力量的参与。随着亚洲国家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关键推动力，这一地区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也在不断增强。
2008年面临的全球危机，八国集团(G8)已无力应对，G20以峰会形式登上全球经济和政治的中心舞台，成为形成中的全球治理一个新的重要组成部分。自那时以来，中国积极参与了这一进程，并努力在其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影响力得到进一步提升。G20已成为中国参与当今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平台。
在2009年伦敦峰会前的财长会议上，G20同意加快IMF治理结构改革以反映全球经济力量平衡的变化，尽快完成份额检查以增加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权。多年来，IMF和世行的治理结构严重偏向发达国家，两大机构的改革也自然提上了议事日程。
IMF从2006年起就开始进行治理改革，并在2010年加快了改革步伐，目前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其中最重要的改革目标之一就是给予新兴经济体更大的发言权。根据改革方案，IMF成员的份额比重将进行调整，约有6%的份额将向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转移。
这项改革意义深远，尤其对中国而言：超过6%的份额将从代表性过高的成员转移到代表性不足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而中国的份额将从目前的3.996%大幅上升至6.390%，跃升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IMF第三大份额国，标志着中国的综合实力和全球话语权的显著提升。
同时，IMF还将对执行董事会进行改革，促成一个更具代表性、全部由选举产生的执董会。执董会改革完成后，欧洲国家将让出两个席位，以提高新兴(300098)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执董会的代表性。
IMF总裁拉加德上任之初便承诺将继续推进IMF改革，加强新兴市场国家的代表性。而任命中国央行前副行长朱民作为IMF副总裁，正是拉加德履新后“加码”新兴市场的第一步。2011年7月26日，朱民正式就任IMF副总裁，成为IMF首位出任副总裁的中国人，这也是自1944年IMF成立以来，首次打破管理层“一正三副”的模式，为朱民增设第四个副总裁职位。
经济再平衡
自从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以来，经济再平衡正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课题，不平衡尤其体现在中国等出口型经济体对美国保持大量贸易顺差。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都需要为全球经济再平衡付出努力：美国需要增加储蓄减少预算赤字，欧洲进行结构性改革以提高竞争力，中国则要降低出口依赖并扩大内需。尤其是中国，在推动全球经济再平衡上正扮演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亚洲发展中国家而言，经历再平衡的压力来自内外两方面：一方面，美欧等发达国家不断施加贸易保护主义与舆论压力;另一方面，金融危机突显了过度依赖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可持续，寻求经济结构转型符合自身需求。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今年2月的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强调，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调整结构、扩大内需，政策效果显著，为全球再平衡做出了重要贡献。
2008年时，中国的贸易顺差曾高达近3000亿美元的最高峰，但自那以来随着美欧经济走弱、国内需求快速扩张，中国的贸易顺差已出现下降趋势。2011年中国贸易顺差为1550亿美元，去年贸易顺差意外扩大至2311亿美元，但主要是受进口放缓而非出口增加的影响。
比中国贸易顺差的绝对下降更值得关注的是，其经常账户盈余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百分比不断收窄。
国际上将经常账户差额控制在GDP的4%以内视为国际收支平衡的重要指标。中国经常账户出现大额顺差是2005年以来才有的现象：2005年至2009年，全球经济增速加快，全球贸易顺差出现大幅增长。其间，中国贸易顺差不断上升。2005年，经常账户顺差占GDP比重一举跃过4%标准线，达5.9%，并在2007年一度升至10%以上。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占GDP之比逐年下降，2010年回落至4%，2011年进一步降至2.8%。
劳动力和环保成本上升、城市居住价格大涨、社会服务支出增加以及人民币升值都是中国经常账户顺差下降的原因。其中，中国出现“民工荒”，工资大幅上涨，成本优势打折，导致部分企业转移至劳动力更加廉价的国家或地区。依靠开放的方式扩大内需，扩大经济的规模和运作水平，提升本国产品的竞争力。
IMF在去年4月17日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大幅下调了对中国短期与中期内经常账户顺差占GDP比例的预期：今明两年这一比例将分别为2.3%和2.6%，2017年(中期内)最多上升到4%至4.5%。
上述预测调整也促使IMF认为中国经济已比过去更为平衡。IMF将其对人民币汇率的评估也从原先的“显著低估”修正为“温和低估”。
由于IMF改变措辞、中国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人民币汇率问题在国际上的争议已逐渐淡化。加上中国进入工资推动型通胀阶段后，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也将缓解未来人民币名义升值的压力。
资本流动与金融稳定
全球经济重心东移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际资本的流动，并伴随着全球金融危机起伏而大幅波动，对亚洲等新兴经济体的金融稳定造成了巨大风险。
与世界经济重心的东移趋势不同，过去十年的国际资本“换岗”呈现出更复杂、更易变的特点。
在亚洲金融危机结束后的2002至2007年，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本大幅增加。但在2008年9月“雷曼兄弟”倒闭后，国际资本又迅速回流美国，导致新兴市场出现流动性短缺和信贷紧缩的现象。
但随着2008至2011年期间美联储开动“印钞机”，采取零利率政策和量化宽松措施，导致全球流动性过剩，逐利资本重返新兴市场，导致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急剧攀升。2011年9月之后，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又导致国际资本迅速流出新兴市场，避险资金逃往美国，应对欧洲去杠杆化的资金则回流欧洲。
“来得快去得快”的国际资本流动放大了金融市场和经济的不稳定性，国际“热钱”对各国宏观经济调控构成了巨大挑战，不仅发展中国家，一些发达国家也开始主张对跨境资本流动加以管控。
就连过去以促进资本市场开放为己任的IMF现在对资本管制问题也转变了态度，开始允许在特定情况下使用资本流动管制。
上世纪90年代，IMF曾积极提倡资本项目自由化，企图要求所有成员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放弃对跨境资本流动的限制。但IMF去年宣称：可以对资本流入进行管理，在危机之前和危机之中对资本流出进行管理也无可厚非。资本项目自由化是一项长期任务，并非不问时间、国别一概适用。IMF还指出，对跨境资本进行调控的国家，是所有遭到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国家中受影响最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