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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经济危机带来的衰退阴影似乎从未完全消失。对主流经济学的质疑也一直在持续，传统经济学美好的思维经济是一个由完美理性和最优配置的个人和机构组成的体系，通过市场交易可以取得平衡的有效均衡似乎并不那么令人信服。
正如英国金融管理局(FSA)主席阿代尔·特纳(Adair Turner)在最近的演讲中所说的那样，主流经济学既没有预测到经济危机的发生，也没有估计到经济衰退会持续如此之长的时间。所以，是时候该革新全球经济的新思维。
金融与好的社会
欧洲各国政府为了降低赤字，大幅度地削减政府支出和公共服务。社会的整体福利明显下降。紧缩政策之后，在受援助国家，持续不断的抗议和罢工，显示了大众的愤怒。意大利的选举闹剧迫使技术官僚领导的政府下台，更是对欧盟紧缩政策的对抗。
更严重的是，塞浦路斯对银行大额减记的决定，迫使私人部门也必须承担救援的代价。普通民众的权益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塞浦路斯人可能无法理解为什么他们的国家经济情况比葡萄牙和希腊都好得多，却要承担这么大的牺牲。而且，已经有一些人研究表明，紧缩政策的实际效果并不及预期。
难道这就是金融带来的好的社会，经济促进生活质量提高的含义吗?未来的宏观政策应该更多地考虑广泛的多数人的实际利益。罗伯特·希勒在《金融与好的社会》中就说：“实现我们的目标以及增强人类价值观的关键在于维持和持续改进民主化的金融体系，一个能够全面考虑多元化的人类动机和驱动力的体系。”过去的经济学显然没有把民众的感受和实际的承受力放入到经济模型合适的位置中。
建立可持续宏观框架
短视的宏观经济框架，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短期内可能对经济有促进作用，但长期的结构性性问题只会一推再推。危机之前的经济政策目标是通货膨胀，危机之后名义增长率或者失业率也需要政策制定者关心。
在次贷危机爆发后，为了整治全球银行不规范经营和提高银行抗风险性的《巴塞尔协议》迅速提出，但是由于其对资本的高标准要求，而迟迟不能落实。随着经济危机的加深，银行监管已经让位于拯救面临倒闭的银行。美国的“沃尔克规则”要求银行将自营业务和商业银行业务分离，受到华尔街的排斥，本定于2013年一季度实行，但却有可能被推迟到2014年。整体的银行监管体系仍处于争论之中。
在深陷危机中的欧洲，德法两国之间的分歧，各国之间的讨价还价，延误了救助措施。欧盟已经在讨论建立一个银行联盟的机制以及统一的基金来解决诸如塞浦路斯这样的问题，但是德国仍然持反对态度。塞浦路斯的事情已经反映出了当一个国家发生资金短缺的时候，其实援助是不够及时的。银行联盟的关键是要建立一个体系，允许区域内互助以及成本分担，但问题是目前欧洲还没有达成统一的意向。
经济学新思维需要思考当面对超越国家或者地区的风险时，如何建立一个切实有效的互助和风险承担体系，阻止危机的蔓延。
低利率后遗症
为了抵抗经济衰退，各国央行都长期将利率定在接近零利率的水平，希望低利率能够刺激投资，增强市场的流动性。但是长期的低利率政策也会给市场留下了隐患。
低利率可能使得资金更多地流向复杂的套息交易和资产投机，而非实体经济投资项目，结果就是引发更多隐形的金融稳定风险。而宏观审慎监管机构未必能够及时地发现这些风险。在长期的低利率甚至负利率，宽松信贷要求的大环境下，一些低生产效率而且无竞争力的企业可以维持下去，但是却阻碍了长期资本的优化配置。
无论是美国的货币宽松政策(Quantitative Easing)，还是英国的信贷资助计划(Financial Lending Scheme)，结果都是向银行注入大量的流动性，基本上属于“猛药”。在经济仍然不明朗的情况下，究竟将政策变为常态还是选择何时退出，就很考验监管者审时度势的能力了。鉴于经济政策传导机制存在滞后性，政策效果可能过犹不及。
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还很可能酿成严重的政治风险。政府不加限制地货币化赤字或债务，很可能会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在央行保持独立决策权的体制中，央行的自主权有助于控制货币发放。但是，经济危机中央行的独立性大大被削弱了。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日本央行。安培晋三重新上台之后，就任命亚洲开发银行原行长黑田东彦作为日本新一任央行的行长，干预央行的政策目标。黑田东彦在讲话中也提到“日本央行将不惜一切代价结束日本15年来的通缩”。随着日本央行推出货币宽松的政策，日元汇率已经下跌了超过10%。
总之，从政府经济政策的制定，金融体制改革，到解决全球气候问题，消除贫穷，促进长期可持续发展，都需要新的经济学思维的支撑。经济学上的创新将能更有效地推动全球经济走出衰退，建立更美好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