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年以来，我国的通胀形势不容乐观。2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3.2%，创出了近10个月以来的新高。同期，全国66城市房价2月环比上涨整体涨幅逼近3年最高。房价关系普通老百姓的基本住房需求，消费者物价影响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房价和物价的明显上涨，不仅是社会福利的损失，而且也有可能成为宏观经济稳定增长的隐患。由此，部分市场人士将其归咎为我国规模庞大的货币存量，认为这是导致房价和消费者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笔者以为，不能简单地将货币与通胀画等号。货币是通胀的必要条件之一，而非充分条件，换言之，通胀需要货币供应的较快增长，而货币供应的较快增长并不必然导致通胀。
经过三十多年的积累与增长，我国名义上的广义货币供应量已接近100万亿大关。如此规模空前的货币供应量，在全世界也非常罕见。因此，社会公众将各种价格上涨归咎于货币超发，虽然有误解货币超发涵义的因素，但也并不奇怪。可以说，这是我们接受货币主义的某些经典理论，认同弗里德曼关于通货膨胀终归是一种货币现象这一论断的结果，因此担心货币过快增长将引发通胀的风险。但实证研究与理论判断总会有些差距。自国际金融危机暴发以来，以美国、日本为代表的主要经济体均实施了空前规模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不仅名义利率降低至极限，而且通过债券买卖释放了大量基础货币。即使是这样力度的宽松货币政策操作，并未如期引发居民消费价格的上涨。2012年，美国消费者价格同比上涨2.1%，日本的消费者价格也持平。美国房地产市场总体仍处在调整中，新的价格上涨态势尚未形成。这些情况表明，货币供应从释放到推动各种商品价格上涨的传导链条远比我们想象中要复杂，还要受到很多现实条件的约束。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也曾发生多次通货膨胀。最为严重的莫过于1988年物价闯关，官方的通胀率高达18.5%。而后在1993年、2003年和2007年也发生了较为温和的通货膨胀，物价涨幅相对不算太高。三十多年中的个别年份还出现了通货紧缩。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暴发后，在1998年至2002年期间，我国经济运行中一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物价持续下跌局面。虽然我国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均有发生，但近这些年来我国货币供应量增速依然明显超过GDP增速与物价涨幅之和。可见，即使货币供应量与物价在长期内有稳定的比例关系，但在一个中短期内，货币存量规模与物价仍可能存在正向或反向关系。其主要原因在于，GDP增速将会稀释部分货币供应量，中央银行的对冲操作也会制约货币存量发生作用。2003年以来，我国央行面临着国际双顺差导致外汇占款大量增加被迫释放基础货币的巨大挑战。在此期间，央行通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创新使用、发行央行票据以及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冻结了大量的流动性。
应该看到，除了货币因素外，价格上涨要受到需求偏好、供给机制、自然条件、货币贮藏等因素的制约。一是需求偏好是物价上涨的基础。近年来我国物价明显受到“猪周期”的影响与左右，这在2008年后尤为突出。我国居民饮食习惯对猪肉的依赖较大，猪肉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中的权重很高，观察生猪存栏数的波动变化，可以提前预测居民消费价格的走向。二是供给机制是物价上涨的制约因素。四、五年前，买一台液晶电视花费高昂，如今花费不到过去一半，究其原因是液晶电视供应量的大幅增长。液晶电视的规模化生产满足了市场持续旺盛的需求。房地产市场也不例外，近期热点城市房价上涨，主要是供应存在缺口，供不应求导致房价明显上涨。三是自然条件影响物价波动。全球气候变暖频频引发的异常气候，已严重影响了全球的粮食供应体系。我国居民饮食习惯中对蔬菜消费量较大，但北方冬天寒冷，蔬菜生长时间受到干扰，恶劣天气影响及时运输，将会明显抬高居民消费价格。四是货币贮藏冻结部分货币发挥作用。货币贮藏职能在贵金属货币时代容易被公众理解。而在信用货币时代，几乎所有货币存放在银行体系，理论上可被银行无限使用，所以人们较少注意到信用货币的贮藏职能。如果考察微观经济主体的资产负债表，即使在信用货币时代，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总是会保留一部分信用货币，这实际上也发挥了货币的财富贮藏职能。
当然，名义货币供应的过快增长始终是增大潜在通货膨胀的巨大风险。若从实证分析，过去三十年间，凡我国物价上涨较快的年份，M2增长也较快;反之，则M2增速回落。以此观之，在宏观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的现实环境下，需要通过有质量、高附加值商品与服务的供应，不断稀释庞大的货币存量，以保持物价水平的总体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