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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企业的政治行为主要通过参与政治系统的运作过程表现出来，目的是影响政府的政策，以形成有利于自身发展及社会进步的政策环境。浙江是民营企业最发达的省份之一，以浙江省为例来分析民营企业政治行为的有效性既具有典型性，也具有普遍意义。为了研究民营企业政治行为的有效性，笔者选取了浙江省杭州、宁波、绍兴、义乌、湖州、温州等市的民营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专题访谈和案例收集，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这些资料证明了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环境同政府政策之间存在着实质性的联系。民营企业的政治行为不仅可以为自身的发展争取良好的政策环境，而且对全社会的经济发展、民主政治建设以及社会和谐稳定都会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然而，其消极影响也不可低估。分析民营企业政治行为的有效性，既要从工具理性的视角进行效果和效益分析，也要从价值理性的视角进行社会效应分析。

一、民营企业政治行为的内涵

企业的政治行为通常被界定为“有意识的试图影响政府政策或进程的企业行为”[1]。在西方国家，企业的政治行为是指企业试图影响政府政策为自身谋利的行为，主要形式有为竞选活动提供资金支持、直接或间接游说、建立同盟等。在中国，从资本来源和构成来看，民营企业主要是指民间资产作为企业投资主体的企业，包括私人企业和合作企业等。民营企业的政治行为通常是指民营企业为改善政策环境而开展的政治活动，其行为方式具有多样化的特点，主要有参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加入执政党或民主党派、组建行业协会和民间商会、参加政府组织的活动、同政府官员个别接触、聘请政府人员到企业供职、安排政府官员的子女和亲属、到政府部门上访、资助媒体代言、资助学者研究等等。无论采取什么方式，其目的都是为了影响政府的政策。“在现代商业体系中，企业的竞争环境与政府管制、公共政策之间存在着实质性的依存关系：政府控制着重要资源，如信息、土地等，这些资源决定了企业的竞争优势。政府出台的相关公共政策可以影响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地位;通过设置和撤除进入(或退出)壁垒改变市场结构进而影响企业的市场份额;通过各种类型的立法(如劳动力立法和污染标准限制)改变企业的成本结构;通过改变税收影响产品和服务的需求等等。这些都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塑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2]

在“政府政策对民营企业的影响”的调查中，58.5%的调查对象认为政策对民营企业的影响较大。由此可以看出，民营企业的政治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与政府政策对民营企业的影响有关。公共政策作为权威性的价值分配，对企业发展十分重要，尤其在中国市场机制还不成熟的条件下，政策不仅可以影响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甚至可以直接影响企业经济利益的获得。爱泼斯坦认为：“企业已经步入政治竞争的时代，企业竞争环境和政府政策之间存在一种相互影响的关系。政府政策的不确定性导致企业商业交易费用的增加，而企业是否能够成功地运用政治权力获得潜在的利益将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经营业绩及竞争力。”[3]从对民营企业政治行为的界定中可以引申出民营企业政治行为有效性的内涵。西方学者对企业政治行为有效性的研究往往局限于企业自身的效益，这从他们对企业政治行为的界定中可以看出：“企业政治行为是指企业试图通过影响政府政策来为公司谋利的行为。”[4]而中国民营企业政治行为的有效性就是民营企业对政府政策的影响及其程度，以及由此产生的企业效益和社会效应。分析中国民营企业政治行为的有效性，不能忽视其社会效应。

马克斯·韦伯把人的理性划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工具理性主要关注的是手段和程序的可计算性;而价值理性主要关注的是结果或目的的意义。如果仅仅从工具理性的视角来分析企业政治行为的有效性，就会陷入计算的误区而忽视对意义的把握。我们必须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相结合的视角来分析民营企业政治行为的有效性，才能对民营企业政治行为的有效性有一个全面的把握。

二、民营企业政治行为有效性的具体分析

(一)民营企业政治行为的效果分析

对民营企业政治行为的效果分析，主要是分析结果和目标的关系，也就是分析是否实现目标及实现目标的程度。

1.民营企业政治行为的目标

(1)以经济利益为目标的政治行为。在“民营企业政治行为动机”的调查中，出于改善企业经营环境、获得更多经济利益的动机所占比例最大，为35%;寻求政治保护，使企业免遭不公正待遇的，为22%;以贡献社会为动机的，占19%;以对社会事务、政治事务的关心，推进社会发展为动机的，占16%;以获得社会尊重为动机的，占8%。这一结果表明，民营企业政治行为既有自利性动机，也有公共性动机;自利性动机居于主导地位。总体来讲，民营企业政治行为最主要的目标还是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

(2)以政治安全为目标的政治行为。目前，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尽管政治的不确定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而逐渐降低，但政策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政府和执法部门工作的不透明和不规范带来的不确定性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些不确定性给企业经营带来不可预见的风险，使得民营企业产生了不安全感。民营企业通过自身的政治行为寻求政治保护，力争使民营企业获得更公平的待遇，也是其政治行为的重要目标。正如调查所显示的，有22%的调查对象选择了寻求政治保护，使企业免遭不公正的待遇，这一项居政治行为动机的第二位。

(3)以公共责任为目标的政治行为。在客观上，与发达国家的企业相比，中国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感还比较低。调查显示，以贡献社会为目的的，仅占19%。当然，这与企业的发展规模和发展阶段有一定的关系。一般而言，处于成长期的中小企业更关注企业自身的发展壮大，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考虑社会责任问题，或者说社会责任问题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而处于成熟期的大型企业由于企业的运作已经进入稳定轨道，自己也积累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开始希望通过自己的政治行为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以促进全社会的发展。娃哈哈集团总裁宗庆后在2007年全国两会上提出的《尽快推动农民工社会管理制度改革，促进社会和谐》，在2010年全国两会上提出的《加快住房保障法立法》等议案，可以说是开始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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