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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认为民主能够治理腐败是理所当然的，事实上许多民主国家对腐败的治理也确实卓有成效，但民主与腐败治理关系的定性研究表明，民主并不必然有利于腐败治理，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导致腐败增加。对印度等原属殖民地的发展中国家、俄罗斯等后共产主义国家①以及经历了不同民主化浪潮的拉美国家②的研究都表明，至少在民主化的初期，这些国家或地区的腐败增多了。面对这种情况，研究者对民主与腐败治理的关系进行了定量研究，这些定量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2002年以前的研究多假定并试图证明民主与腐败治理之间存在着一种线性关系③，即民主要么有利于腐败治理，要么对腐败治理没有影响。④这些定量研究仍然无法解释民主既可能有效地治理腐败，又可能使腐败增多这一现象。在这些定性和定量研究的基础之上，蒙蒂诺拉和杰克曼，巴克和黑登纽斯等人在2002年以后发现了民主和腐败之间的复杂的非线性关系。2002年之后的定量研究分别关注民主水平、民主经验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对民主与腐败治理关系的影响。

我们进行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重要目的正是想通过民主来治理腐败，对民主和腐败治理关系的经验研究进行综述将会有助于人们认识民主有效治理腐败的条件，从而有助于我国民主政治的建设。

一、民主水平与腐败治理的关系

这类研究中的民主水平主要指竞争性选举制度的完善程度、选举性质的真实程度以及被选举上台的政治精英的权力的有效程度。这类研究探究民主水平与腐败程度两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并对所发现的各种关系类型进行了理论解释。

(一)U型曲线

人们通常会认为腐败源于政治或经济领域甚至两个领域同时缺乏竞争，为验证这种解释，蒙蒂诺拉和杰克曼收集并分析了民主水平和腐败程度之间关系的相关数据。他们认为民主与腐败治理之间存在U型关系。⑤

在政治竞争水平的测量方面，蒙蒂诺拉和杰克曼借用了博伦首创并为校际社会科学研究数据共享联盟(Interuniversity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and Social Research，ICPSR)所采用的一种测量方法，这种方法取三个主观指标和投票率指标的平均数作为对民主水平的测量。对于这种民主水平的测量方法的科学性，博伦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和论证⑥，其中的三个主观指标反映了组织反对派的自由，政治权利以及立法机构的有效性。在腐败程度的测量方面，蒙蒂诺拉和杰克曼主要受益于莫罗(Mauro)。蒙蒂诺拉和杰克曼借鉴了莫罗的两个指标：1.法律制度和司法公正程度，即法制环境对经济活动的参与者的影响的有效程度和公正程度;2.腐败程度，即市场交易涉及腐败和问题款项(questionable payments)的程度。这两个指标反映的是人们对腐败的感知，而不是腐败发生率，因而不能就此估计腐败所涉及的金额，但是可以反映出社会的腐败风气。在验证国家的腐败程度时，蒙蒂诺拉和杰克曼还使用了透明国际所提供的1988-1992年间的廉政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CPI)。透明国际整合了其他组织的数据，提高了数据的信度。

蒙蒂诺拉和杰克曼的研究表明，政治竞争对于腐败程度有重要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非线性的，存在一个拐点。在一定的政治竞争水平之下，部分民主国家的腐败情况要比在非民主制度下更严重，一旦超过了这一水平，即所谓拐点，民主水平越高腐败水平越低。可见，民主水平与腐败程度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因而，民主水平与腐败治理间存在“U”型关系。

蒙蒂诺拉和杰克曼认为，随着民主制度的完善，即选举更加真实和当选的政治精英的权力更加有效，民主会对腐败治理产生积极作用，国家会有更少的腐败。其原因是在民主制度所带来的政治竞争之下，执政者为再次赢得选举进而保持权力，其腐败的需求会降低，同时在野的政治精英为获得权力会对执政者进行监督，对执政者的腐败行为进行揭发，这种朝野内外政治精英对权力的争夺使得政治生活更加透明，这会减弱执政者腐败的动机;而且在政治竞争为常态的情况下，执政者很难做出可信的承诺以保证某些具有倾向性的政策会持续下去，这也降低了执政者通过提供倾向性政策进行腐败的可能性。简单来讲，蒙蒂诺拉和杰克曼的这种解释认为政治竞争会导致政治精英“内讧”，公民会“渔翁得利”，最终有利于腐败治理。蒙蒂诺拉和杰克曼认为，必须在政治竞争达到一定程度时，才能达到拐点，这种通过政治竞争治理腐败的机制才能在整体上减少腐败。在达到拐点之前，政治竞争的增强不能在整体上减少腐败，还会出现腐败增多的情况。蒙蒂诺拉和杰克曼不排除这可能是因为政治竞争使得更多的腐败得到揭发，人们了解到了更多的腐败信息，因而感觉腐败更多了，这并不意味着事实上腐败的增多。但他们也认为有可能确实是事实上的腐败增加，例如，他们认为拐点之前的较低的政治竞争使得俄罗斯选民不能有效地约束政府的权力，而原有的自上而下的约束又逐渐失去作用，因此导致腐败的增加。

其实，民主通过政治竞争治理腐败的机制需要较为清廉的政治环境。政治生活中可能会出现“天下乌鸦一般黑”的现象，即所有的政党都卷入腐败之中。⑦在那种情况下，政治精英之间就不会再互相揭短，而是心照不宣甚或互相掩饰，政治竞争也就无益于腐败治理。

(二)S型曲线

在蒙蒂诺拉和杰克曼的研究之后，宋鸿恩(Hung-En Sung)发现民主水平与腐败程度之间存在的是S型关系。⑧测量民主水平方面，宋鸿恩使用了“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政治权利指数(Political Right Index)”。这一指数测量的内容包括：公民投票权的落实程度，当选代表的效力，多党体系的发展程度，反对党的效能，在领土范围内执行主权的程度。这从可操作性的角度界定了一个有效且完整的民主概念。⑨测量腐败方面，这种研究利用了透明国际的廉政指数。这种研究的研究样本是在“政治权利指数”和1995-2000年间的“廉政指数”中都有信息的103个国家。这一研究检验了民主与腐败程度之间可能存在的三种统计意义上的方程式：线性的，二次的和三次的。民主与腐败程度间的线性方程关系可以表达为腐败程度=f(民主水平)，意味着民主对腐败治理具有简单的消极或积极影响;二次方程关系可以表达为腐败程度=f(民主水平，民主水平[2])

希望同学们能够认真阅读政治论文：民主与腐败治理的政治经验分析论文，努力提高自己的学习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