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契诃夫的《变色龙》正是这样，把人物放在具体的矛盾关系中去表现，才达到了典型环境与典型性格的统一，从而使作品人物具有典型性，作品具有了典型意义。同时，我们分析这篇作品，既要分析奥楚蔑洛夫和将军之间的从属关系，同时还要分析他同赫留金的矛盾关系，即欺压与被欺压的关系。欺压人对于奥楚蔑洛夫来说，同样是具有本质意义的，是他的职业所规定了的。他是上层统治者的工具，走狗，“它遇见所有的富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这才是他的本质特征所在，这才算反映了作品的全貌，才算揭示出作品所存在的主要矛盾关系，才算剖析出“这一个”奥楚蔑洛夫的性格本质，也才算说明了一个问题，即“狗仗人势，欺压百姓”。

然而，如果用“狗仗人势，欺压百姓”来概括主题，还只是表述了作品所具有的现象内容，还不是作品的真正实质所在。让我们进一步看看奥楚蔑洛夫和赫留金的矛盾关系：赫留金把法当作一根救命绳，叫喊：“法律上说得明白，现在大家都平等啦!”而奥楚蔑洛夫却把法当儿戏，一会儿装成一个敢于执法的英雄，说什么“那些老爷既然不愿意遵守法令，现在就得管管他们”。一会儿又说什么“那儿(指彼得堡或者莫斯科)的人可不管什么法律不法律，一眨眼的工夫就叫它断了气”。这些人物对话，在作品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实际上是对沙皇专制主义者作了无情的揭露和尖锐的批判。奥楚蔑洛夫和赫留金的矛盾是作品的基本矛盾，也是当时俄国社会所存在的底层人民强烈要求法制和上层统治者疯狂实行专制的尖锐矛盾的具体反映，突出地表现在主人公身上，则是以虚假的执法面目来掩盖它本质的横暴，这才是这个“两面派”人物的本质所在，也就是俄国沙皇专制政府的虚伪和专横的集中表现。契诃夫《变色龙》的锋芒所指就在这里。

恩格斯在《给拉萨尔的信》中说过：“我觉得人物的性格不仅表现他做的什么，而且表现他在怎么做……”当我们分析一篇作品的主题时，应该不仅回答“是什么”的问题，而要深入地回答“为什么”的问题。就《变色龙》说，奥楚蔑洛夫的奴性和官气是怎样造成的，应该从那个社会去看，把他的恶棍和骗子的行为归罪于那个社会制度，记入他所生长的环境的总账上去。

《变色龙》作于1884年，作品发表前，正是俄国民意党人刺杀亚历山大二世(1881)之后，亚历山大三世一上台，在竭力强化警察统治的同时，也搞了一些掩人耳目的法令，给残暴的专制主义蒙上一层面纱。1880年成立的治安最高委员会头目洛雷斯•麦里可夫后来当上了内务大臣，这是一个典型的两面派，人民称他为“狼嘴狐尾”。这时的警察不能再像果戈里时代那样随意用拳头揍人的了，而是打着遵守法令的官腔，干着献媚邀功的勾当。契诃夫刻画的警官奥楚蔑洛夫正是沙皇专制警察统治的化身。因此，这篇作品讽刺、揭露的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孤立的警察，而是那个崇拜官爵的俄国社会，是那个穷凶极恶的沙皇专制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