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流域污染控制研究中心主任郑正教授近年来研发了一系列治理流域污染的技术，然而，技术在推广过程中遇到了种种困难。在他看来，一方面，这里面有大学本身体制的制约，另一方面，多重利益因素影响项目招标的过程，也造成了科研成果投产不那么顺利。除此之外，中国科研本身的不连续性和缺乏积累，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据统计，我国高校每年通过鉴定的科技成果达1万项左右，其中30%左右的项目具有很好的推广价值和产业化前景，但目前科技成果转化率仅有10%～15%，大量具有产业化前景的科技成果被束之高阁，呈现出“成果多、转化少、推广难”的局面。

“要想办法开辟出一条路，手续简便一点，能够使这些技术以工程的方式得到大面积的推广，去服务社会、造福社会。否则研究成果光停留在头脑和实验室里，有点可惜。”郑正说。

高校体制局限大

“大学还是习惯于把实验室作为舞台，不习惯把广阔的天地作为舞台，在运行的机制上还没有准备好。”在郑正看来，高校研究成果转化的困难之一在于校内。按照目前的大学体系，技术推广的运行机制还不是很畅通，研究机构与施工机构之间的鸿沟，使得技术的推广有着相当大的难度。

郑正的项目已经在江苏、贵州等地实地示范，他带领着一批人到当地进行实地施工，但首先在合同上就出现了问题。合同要求他们有相关的设计和工程施工的资质，而他所在的复旦大学流域污染控制研究中心只是一个技术研发的单位，并没有工程施工资质，“如果不以我们的名义签，我们不能掌控质量;但假如以公司的名义签，工程从法律上就属于公司，他愿意听你的就听，不愿意听的话，很有可能搞出‘四不象’的东西。”

工程的运行、管理方面也遇到了不少困难。按照传统的纵向管理，研究中心下面又分解成若干个工艺单元，其中部分单元会由一些其他的公司来分包，由此引起的发票、收据、税收、管理费等问题又麻烦重重。“比如说我们在贵州做，上海也想收税，贵州也想收税，然后我还要分包，重复收税，那就麻烦了。”

项目招标难逃“潜规则”

在郑正看来，除了高校体制的约束，项目争取过程中的许多“潜规则”也是很令人头疼的。他们曾有一个项目，在与其他机构的竞标过程中，本来都已经获胜了，但由于“公关”不够，“煮熟的鸭子飞走了”，不仅到手的项目丢了，拿走项目的一方，还用他们的方案和技术来施工。

“不仅看技术和方案，还要看相关当事人的利益能否得到保证。”郑正说，以某地为例，按郑正所研发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技术，每户只需要1000元左右，治理效果就完全可以达到要求。而现在当地的实际情况却是，一户农民生活污水处理的市场价格是8000～10000多元。“考虑到一定的利益因素，可能会冲击到人家的市场，所以不一定打得赢。”

在郑正已经试点成功的项目中，绝大部分是用项目经费免费给当地做，还有一小部分是地方上愿意拿一些钱，运用他们的技术，通常这种情况多是希望“借助于我们这种好的技术和好的大学做他们的门面”。

郑正发现，地方上会考虑经费，但更看重利益分配。有一次，他们到一个贫困地区试图做技术推广时，当地很满意他们的技术并开始谈判，但最后听他们的报价只要3000元钱，就不做了，因为预算是7000元。此外，项目的管理也错综复杂，一个污染治理项目，环保部门也管，农林部门管，建设部门也管。

搞科研不重积累，哪里有钱赚就往哪里去

“中国的科研不是连续的，诺贝尔奖得主的研究成果常常是多年的积累，中国的科研很少有几代人积累。”郑正觉得，中国科研机构的研究多是项目化、点化的，鲜有长期的、连续性的深入研究和积累，就像农民工找工作一样，没有一个长期的职业规划，哪里有工作岗位，有钱赚，就往哪里去。这严重阻碍了科研成果的转化。

郑正以农村生活污水的关注为例，“过去不太关注农村污水，因为城里的事儿还没有做完;后来觉得城里的事儿可以告一段落，才把关注点转向农村。”到“十一五”期间，国家开始加大对这方面的投入，关注的人马上开始增加。但随之产生的是“懒汉思想”：不是把国外的技术直接拿过来，觉得“洋和尚会念经”;就是把城市的技术直接用于农村。而实际上，照搬国外的经验和技术，没有自主的研究，无法解决问题。美国只有2%的农业人口，农村生活污水所占比例可以忽略，但在我国，农村生活污水则排在首要位置，而且我国城乡差别很大，在农村建厂的费用可能是城里的十倍几十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