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这是一个令人关注的群体：他们出身农村、考上大学、进入城市，毕业后与进城打工的父兄汇流，又重新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他们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混同，工资相差无几，生活境遇同样是在城乡之间漂浮。对这样一个近几年涌现的年轻人群体，我们称之为“大学生农民工”。

曾经的“天之骄子”，曾经的跳龙门的“金鲤”，如今的农民工样的打工者，城市中生存艰难的“漂”一族。背负着时代变迁、身份转换重负的这样一个人数越来越庞大的新群体，他们的生存状况、心理状态，他们发自心底的呐喊与诉求，都是我们这个社会不该漠视，而必须认真倾听、严肃对待的。

这不仅关乎社会的公平，更关乎国家的未来。

苟活着、失落着、坠落着，

期求着、企求着、祈求着，

自信着、自强着、自怜着……

这是一位郑州大学生农民工写给自己的诗句。在杭州、重庆、郑州，当记者走进城中村，叩开出租屋门，听到的是同样的心灵回声。

“我一直在努力，为何路越走越窄?”“生在乡村，漂在城市，我们是谁?哪里是家?”“生存以上，生活以下，坐标在哪儿?”当整个中国社会在城市化列车上高速前行之际，这些年轻人迷茫地发出追问。

他们跳出农门，考上大学，背着账单，揣着理想;他们几经奋斗，想融入城市，却碰到城乡分割深处最坚固的墙;漂浮在社会转型的深水区里，他们的存留与沉浮，已成一个紧迫的时代课题。

留在城市，才有机会

元月十五日，河南叶县一个小村里，鞭炮和唢呐声透过寒气传来暖意，毕业于河南科技学院的樊自举和毕业于新乡学院的小李在这里举行婚礼。

樊自举的父亲在外打工20多年，去年收了手，花5万多元翻盖了房子，还花6000多元给儿子买了新婚家具。可他明白，虽然儿媳也是农村出来的，但这里不是他们的“家”。

2008年，学了5年动物医学专业的樊自举走出校门，却一直没找到稳定的工作。近半年来，他在郑州城中村街上摆摊卖小商品，一天挣个三五十元;加上在补习学校代课的小李一月千元的收入，勉强度日。

在樊自举租住的屋里，只有一张大床和一个长条桌，空地上放着七八个纸提袋。由于没有衣柜，他和小李的衣物，分放在这些纸袋里。

樊自举说：“过了春节，还得回来，留在城市，才有机会。”和樊自举同租一套房子的，是他的大学同班同学李太白。近半年来，李太白靠批发“山寨手机”，沿街推销维持生计。“在街上，问10个人，可能没一个人买，问100个人，至少有2个要买。”李太白说，“城里人多，机会就多，回到农村，没有这么多人。”

来自贵州农村的小熊研究生毕业已半年多了，还借住在浙江大学学生宿舍里。毕业时，他本想去贵州省烟草公司，可竞争激烈，连第二轮复试都没有进。至今，小熊没找到一份稳定工作，他给一家策划公司帮工，同时零零散散地做一些杂活，如给考研辅导班带课、当家教、帮老师监考等。

小熊无奈地说：“我找的工作，都是学校期间一些事情的延续，或与学校时的人脉有关，比如有的是老师或师兄、师姐临时找我帮忙，有的是勤工俭学时积累的资源，这样的工作只能暂时作为生活来源，不长久，也不正式。”

“农村回不去，城里容不下。”已从郑州大学成人教育学院毕业10年的李彦辉这样描述自己的境况。一直怀揣理想在郑州打拼的他，当过推销员、调酒师、卖过刨冰、凉皮，开过加盟店，可现在，人生之路越走越窄。

“2007年，一位安阳师专毕业也在郑州打工的女孩走进我的生活。结婚生子后才感觉到，在城市，我们无力支撑一个家，只能让妻子带着小孩先回内黄县农村老家。”

李彦辉说：“对农村出来的孩子，社会给的资源太少太少了，城市生活就像个陷阱;但回到县里又如何，送礼托关系，花两三万元找一个工作，每月也只有五六百元的工资。”

李凤兰去年6月毕业于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先后在重庆三家小传媒公司打工半年后失业了。她用《神曲》炼狱篇中的句子安慰自己：“太阳的脸蒙着一层阴影上升”。她说：“也许我的生活带着阴影，但正在上升?如果我确信理想不能实现，那就等于放弃了自己。”

谁能告诉我，社会到底需要我做什么

晏子发2008年大学毕业后，已在广西、江西、浙江的4家单位工作过，有时工资仅比扫地的工人高一点。对比两位小学都没毕业的哥哥，他觉得非常失意。

“大哥在南昌市是灌煤气的，他20多岁到南昌，惟一的本领就是扛煤气罐，靠勤劳在南昌买了房子;二哥做木工的，收入稳定，月收入3000元～4000元，连他的一个徒弟现在都月收入3500元。”

晏子发说：“对比两个哥哥，我常常夜里睡不着觉，反复思考学知识有什么用。我在想，我们这些人虽然有文化，可对这个社会的贡献很小，不如一个扫大街的。”

重庆一位在建筑公司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冯青青也有类似的看法，她说：“我们处境不好的原因可能是社会不需要我们吧，因为只有社会需要你，你才会被重视。并不是读了大学社会一定就需要你。”

记者调查发现，类似的不被社会需要的挫败感，笼罩着许多大学生农民工。

学了5年的动物医学专业，李太白跨出校门时充满理想——河南是农业大省，畜牧业前景光明，他觉得自己能一展身手。

他先是进了郑州一家兽药公司，在东北跑市场半年，又到江苏干了半年。可他慢慢发现，这种工作名义上是给养殖户服务，实际就是千方百计卖药，根本发挥不了专业特长。

离开兽药公司，他进入一家全国知名的畜牧业龙头企业，被分到集团下属的一家生猪养殖场。李太白说，在猪场里，我除了给猪看病、喂猪、捉猪、抬死猪，什么活都得干，像小工，可一个月才1500元工资。累也不怕，关键是封闭在猪场里不让出来，跟蹲监狱差不多。公司名义上规定，在猪场呆两个月，可以出来休息6天，可一批猪出栏期3个月，又是包干制，根本出不来。10个月后，我跳槽到这家集团新设立的饲料公司。

乍一看，饲料公司工资怪高，每月打到卡上 4000多元，但差旅费包干，每个月挣4000多元，有时要花出去5000多元。就这样，李太白还是选择坚持。后来，饲料公司倒闭了，集团让他们重新定岗。李太白说：“好岗位得靠关系，我们没关系的，只有下车间。屠宰工一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只能挣800多元，我只有选择离开。”

李太白说：“我为啥落到沿街卖手机的地步?主要是专业用不上，可能是饱和了，社会不需要了。”李太白改变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准备过完春节，把农村老家的爸妈、妹妹接来，在郑州“城中村”开一家胡辣汤店，赚了钱后再开饭馆。

记者问李太白：“这样的话，你5年大学不白上了?”他说：“没白上，上学期间，我同校门口一个卖胡辣汤的老板成了好朋友。去年，他来郑州开店，了解我的处境后，免费把调胡辣汤和炸油条的手艺传给了我。”

李凤兰的家在重庆长寿区农村，父亲在长寿区的工地上拉石头，一个月收入3000多元。李凤兰领到的工资，最低每月1000元，最高一个月2000元。虽然已经历三个工作岗位，但李凤兰和父亲一样：“没签过一份用工合同，没得到一次体检的机会，没买过任何保险。”

“我不会像父亲那样，为了生计向工头妥协。”李凤兰说。在得知公司有“转正期满前一天辞退新员工”的潜规则时，她静静收拾好文件夹、整理完桌上的报纸与书籍，主动在转正前一天辞职，然后跑到附近的体育馆独自痛哭。

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学院的李兴华已漂了6年，远离专业的他现在的职业是户外运动自由教练，他困惑地说：“谁能告诉我，社会到底需要我做什么?”

青春之殇，社会之痛

李彦辉今年的目标是努力奋斗，把在内黄老家的妻儿早日接到郑州。为了快速致富，他开始接触直销，一边卖化妆品，一边卖净水器。他决定以思维方式的转变带动行为方式的改变，他深信这句话：“思路决定出路，想法决定活法。”“一旦我的精气神都用光了，生活的悲剧可能才启幕，我今年已经31岁了，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他说。

记者采访到的大学生农民工中，90%以上户口都转回了农村。李彦辉说：“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失业3个月以上，可以到当地民政部门登记，领取救济金，可我不知到哪儿领，再说也没脸回农村从乡亲们的碗里剜食。”

在现实之痛中，很多大学生首先反思的是教育制度。晏子发说：“我认为大学应教给我们实实在在的东西，尤其要把学术研究与社会就业分开：搞研究的就搞研究;学技术的就学技术，投入社会，马上就能为这个社会所用，马上就可以产生价值。”

毕业于西南大学外语学院英语专业，现在重庆一家物业公司工作的周勇说：“大学毕业后，才发现学的东西社会根本不需要。父辈那么辛苦供我们上大学，他们被骗了。”

郑州科技学院院长秦小刚说：“农村大学生面临的困境中，首要的是岗位问题，社会提供不了更多适合大学生的岗位。虽然国家强调科技创新，强调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但企业的科技含量、社会对知识的需求和高等教育的发展是不对等的。用人单位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这种情况揭示出背后的一个重要现实，目前我国的整个经济结构，还是以吃“人口红利”为主。

长期关注农村问题、新近撰写了长篇调查报告《中国在梁庄》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梁鸿说：“大学生农民工身上反映出的问题，主要还是城乡二元结构的深重烙印。在乡村享受不到城里的资源，在城里也没有相应的资源，他们只能靠个体的力量改变命运。在城乡分割的条件下，传统的社会结构和潜在的社会运行机制摆布着他们的命运，也让他们失去了基本的机会。这个群体的出现，是社会矛盾交织的结果，一旦这样一批掌握知识的人被生活压倒，将产生重大的社会问题。”

还有专家指出，职业地位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大学生农民工后天职业竞争地位不平等，实际上是社会资源分配不平衡的延续。这种集中在我国大城市中的潜在冲突加剧着城乡分化，不利于城乡统筹发展，也造成巨大的人力资源浪费。应尽快建立新的社会资源分配机制，通过均等的有吸引力的福利待遇体系，打破资源分配的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