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起于秦王赢政荡平六国建立统一帝国(公元前221年)，止于曹丕废汉献帝自立(公元220年)。也有人主张以“董卓之乱”(公元l90年)爆发、东汉政权名存实亡为其下限。这种界定，注意到国家政治与社会状况实际发生的巨大变化，把“董卓之乱”之后三十年的军阀混战历史与一统天下的东汉政权加以区别，将其归入三国时代，使之成为魏晋南北朝历史的组成部分。

共有400多年历史的秦汉时期，依据政权的嬗变，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秦：公元前221年～前206年;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王莽新朝：公元8年～23年;东汉：公元25年～220年。‘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上。秦汉时期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主要表现在：

其一。以皇帝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政体的确立和巩固以君主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政体，出现在战国变法运动时期。及秦统一六国，创建了突出君主至尊地位的皇帝制度，使天下之人尽为其臣仆;同时，为了有效地统治前所未有的帝国版图，君臣经过认真讨论，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郡县制度，通过对郡县长官的统一任命、考核、奖惩，从而使地方的行政管理权集中于中央，而中央的最高权力又操于皇帝之手。皇帝不仅是国家元首，还是实际上的最高行政首脑、最高的军事统帅、最高的立法者和最后的司法裁定者。

继秦而兴的西汉王朝，全面继承了秦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故有“汉承秦制”之说。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与秦相比较，也有损益变革。汉初改变秦单一的郡县制而推行“郡国并行”之制，即在不同地区分别实施郡县制、封国制两种制度。景帝时期爆发的“吴楚七国叛乱”，把“郡国并行”之制容易导致“尾大不掉”的消极面凸显出来，汉朝廷不得不极力加以补救。直到汉武帝时这一过程才告结束，所封王国的独立性因素不再存在，其地位实际上与郡无异。对地方官员的监察力度，也在不断加强。汉武帝时期设立的十三部(州)刺史，标志着它实现了制度化。通过以上制度、政策的继承与调整，以皇帝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政体在汉代得到了完善和巩固。

其二，长期统一奠定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根基作为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秦汉与它之前的先秦、之后的魏晋南北朝两个时代相比较，最大区别，就在于它长期维持着统一的政治格局。国家避免了大规模战乱的冲击;经济与文化在社会保持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得以恢复和发展;综合国力较为强大，为解除外来战争威胁、掌握外交主动权奠定了基础。“文景之治”、“武帝更化”、“昭宣盛世”、“光武中兴”、“明章之治”的连续出现，就是最好的证明。统一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在这一时段表现得非常典型。

秦汉时期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阶段，它的贡献和影响，仅仅从开拓疆域、确立中国腹地大格局之中来寻求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从养成国家统一的心态历程中加以阐述(参见第五讲)。统一国家所形成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之大，确实是前所未有的。

其三。奋发进取精神推动了走向世界的步伐汉代士人以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发扬光大了“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传统理念。快意恩仇的游侠、专断敢行的酷吏、“自炫鬻”的名士、立功异域的能臣，以群体的方式，把进取精神发挥到极致，东汉开国功臣马援一生进取，“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的慷慨激越，“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的豪气万丈，激励了多少后人!正是具备了这种锐意进取的精神，他们才能在历史舞台上，施展抱负，建功立业;他们所处的时代才能充溢着雄壮激昂的气氛而令后世仰慕。

探险西域的张骞、经营西域而名垂青史的班超，更是积极进取精神的体现者。班超由一介书生而投笔从戎，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终成定远之业。“丝绸之路”的开通，使得汉代中国与世界融为一体(参见第五讲)。

魏晋南北朝时期起于曹丕废汉自立(公元220年)，止于隋灭陈(公元589年)。如果加上东汉末年三十年战乱时间。历时将近400年。它有如下特点：

其一。政治局面：长期分裂割据除了西晋有短暂的统一之外，分裂割据是这一阶段的基本格局。在这种局面：之下，既有残酷的战争掠夺，也有对峙之下的竞争和发展。把它视为“黑暗世纪”的看法，早已被摒弃。

其二.民族关系：在冲突中走向融合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我国历史上以民族冲突激烈引人注目，不同文化互相冲突、交流并趋向融合构成了它的时代特色。

在游牧民族力图征服中原的时候，民族矛盾曾经发展到民族仇杀的程度，制造过赤地千里的惨剧。当他们在中原建立起政权之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他们不得不思考如何笼络占据人口大多数的汉族人民。于是，推行“汉化”政策，就成了他们不约而同的选择。野蛮的征服者往往被文明水平更高的被征服者所征服，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主动”汉化的过程，就是明显的例证。少数民族政权的汉化，构成了民族融合的主流方向。它的主要表现方式是：(1)尊崇以儒学经典为核心的汉族文化传统，推行儒学教育，成为胡汉文化最容易出现的结合点。儒学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文化内聚力的作用，表现的十分明显。(2)抛弃“胡汉分治”的体制，缓和民族矛盾。(3)重用汉族俊杰，特别是高门士族的代表人物，以收民望，通过士族的中介作用，逐渐取得汉族民众的认可和臣服。(4)推行汉族的服饰、语言、姓氏等风俗文化，实行胡汉之间的通婚，把汉化推向心理、血缘的层面。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政策，在这一方面是最为彻底的。魏晋南北朝的民族融合，为隋唐统一多民族国家把华夏文明推向新的辉煌，奠定了基础。

其三，国家制度：承秦汉启隋唐这一时期的许多制度，表现出承前启后的过渡性。如：选官用人制度，自察举、征辟之制经由“九品中正”制向科举制过渡;中央中枢机构，自“三公九卿”制向“三省六部”制转变;军事制度，出现于北朝的府兵制，发展成为隋唐府兵制的根基;赋税制度，曹魏的租调制是隋唐租庸调制的滥觞;土地制度，从曹魏“屯田”、西晋“占田”发展到北魏“均田”，为隋唐“均田制”所直接继承。这些发展中的重要制度，不仅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支撑着国家机器的运转，而且为隋唐盛世的出现提供了制度保证。

其四，士族政治：在盛极而衰的过程中显示其特色与能量参见第七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