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文理解：

这不是一篇泛泛的序文。由于鲁迅在这篇《自序》中回顾了他从十九世纪末到“五四”时期的重要活动，思想发展和探索革命道路的过程，说明了自己从事文艺运动的目的和态度，以及他开始创作小说的原由，这篇《自序》就有了深刻的思想内容。它清晰地反映了鲁迅在现代中国历史上伟大的转折时期的思想发展脉络，充分表现了他自觉听从革命的“将令”，和前驱者“取同一步调”的极为珍贵的革命精神。我们不能不承认，《〈呐喊〉自序》是了解鲁迅早期思想、了解鲁迅为什么从事文学运动的一篇重要文章，也是读懂《呐喊》里边十四篇小说的一篇指导性的文章。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他思想经历过两次关键性的转折。这是很直得注意的。

一次，是他弃医从文。

少年时期目睹了下层社会的不幸，鲁迅接着又在家庭由小康而坠入困顾的途路中，透过世人的真面目看见了上流社会的堕落。他，一个十七周岁的青年人，终于从困顿中站起来，毅然地跨出这封建宗法社会的门槛，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了。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从绍兴到了南京。又由南京到了日本。出于一些“幼稚的知识”，鲁迅开始选择学医。他在《自序》里说：

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象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

然而，以仙台医专学习的第二年，鲁迅在一次“幻灯”事件的刺激下，想法变了。《自序》里是这样写的：

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向来，“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鲁迅舍弃医学而改行从事文艺，表现了时代发展在他身上引起了很不寻常的变化。

这个变化，就是从《〈呐喊〉自序》来看，也不能简单化地只看作是一次“幻灯片”的刺激。我们在上面引述的这一段话就说明，鲁迅当时深受社会上启蒙思想的影响。当时，由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倡导的反封建的启蒙主义思想，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康有为研究“人道之进化”，企图用“人性”这把钥匙去打开道德上、政治上、历史上的所有门户。严复则明确地提出了“鼓民力”、“开民德”的主张，把“愈愚”看作是救国之根本。康有为、梁启超又大力宣传小说的社会作用，把“小说界革命”看作是“改良群治”的开端，从而引起了晚清小说理论的革新和小说创作的繁荣。

继起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又不仅在理论上推进了一步，而且象朱执信、陈天华、秋瑾等人那样，还亲自进行了小说创作的实践。这使来到日本以后已经开始探讨“国民性”问题的鲁迅渐渐认识到：救国必先救人，救人必先启蒙；要救中国人，向中国人启蒙，关键是要医治中国国民的国民性，首先是去掉沦于异族统治而养成的奴隶性；为此，就要解放人的个性，发扬人的主观精神，即随后不久就明确宣布的“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而善于改变人们精神的，“当然要推文艺”。可以说，鲁迅《〈呐喊〉自序》里写的那样一句话，就是表述的这样一种启蒙主义思想体系。

从更广阔的背景上看，鲁迅弃医从文还是革命潮流冲激的结果。当时的日本东京，是中国资产阶级领导民族民主革命的中心。在赴仙台学医之前，鲁迅就以“革命党之骁将”的姿态进行了实际的斗争。仙台学医期间，鲁迅的反清革命思想依然是强烈的，他仍然关注着东京的形势，参与革命派的活动。恩格斯《卡尔·马克思》一文曾说：“汹涌的革命浪潮使一切科学研究工作都退居次要地位；当时必须积极投身到运动中去。”列宁《又一次消灭社会主义》一文把这叫做“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强大潮流”。

如同列宁所说，在中国，“在二十世纪，这个潮流同样强大，甚至可说更加强大了”。当时，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把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推向了高潮。可以说，正是这个高潮把中国的一大批知识分子从自然科学吸引到了社会科学方面。鲁迅弃医从文，放下解剖人的肉体的解剖刀，走出解剖室，进入社会革命的战场，拿起了解剖人的灵魂的笔，从此开始了新的战斗，正是他顺应革命潮流而发生的转折。这一转折是必然的。仙台医专的“幻灯”事件是偶然的。它的积极作用是在于激化了矛盾，促成了转变。

另一次转折，是他从失望和颓唐中振作起来，投入新的战斗。

随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心由东京转移到了国内，鲁迅在历史的召唤中于一九Ｏ九年夏天回到了故乡。在那里，他迎来了辛亥革命，以无限欣喜的心情度过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的节日。然而，过不了多久，新政权江河日下，资产阶级共和国成了昙花一现的历史陈迹，轰动一时的辛亥革命被中外反动派联合扼杀在摇篮中，遭到了失败。袁世凯把中国拖进了北洋军阀反动统治的灾难深渊。

愤而再度离乡的鲁迅，供职于教育部，从绍兴到南京再到北京，目睹政局动荡，社会腐败，思想上感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他“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①蛰居古城北京的绍兴会馆，枯寂的生活使他感到了难以忍受的寂寞。在这篇《〈呐喊〉自序》里，鲁迅对此作了撼人心弦的自述。笔者以为，那一段自述实在写得太动人了，是不能把它引在这里的：

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反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鲁迅的这种精神状态，无疑是当时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革命性已经衰减而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尚未成熟的反映。要是可以说鲁迅这时正在经历着一种精神的悲剧的话，那么，它也正是这个时代的产物。正是以进化论为核心的“新学”在社会生活中开始宣告破产、在人们头脑里开始发生动摇的时代特征，导致了进化论者鲁迅的深沉的怀疑和悲观。

只是到了新的历史时期就要在中国到来的时候，在苦闷和彷徨中思索和寻求的鲁迅，才又被“五四”前夕的新文化运动召唤到思想革命的战场上来。从这里往回看，鲁迅的怀疑，除去了悲观的色彩，倒终于成了他进化论世界观开始向着别的东西转化的一种形式。

从《〈呐喊〉自序》里，我们可以读到，在《新青年》同人的催促下，鲁迅拿起了小说这个武器，而且，从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开始，他“一发而不可收”地做了下去。这表现了鲁迅思想上的一个重要变化。他在《〈呐喊〉自序》里说，这是他发出的“呐喊”声。他写道：

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已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者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

这里说到的“听将令”，就是他自觉地站在新文化阵营中，用文学的武器向着封建主义的旧文化发起的猛烈进攻。它不仅证明了鲁迅作为伟大战士的人格，而且提示了《呐喊》中十四篇小说的主旨和灵魂。

我们说《〈呐喊〉自序》是一篇很不寻常的序文，除了指它的内容十分重要，还指它在写法上很有特色，确实是一篇耐人经久品读的名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