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地不许高考的铁闸已经被松动了，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底之内出台方案，这是硬性规定。关注的焦点，其实已不在于方案的有无，而是方案的差异。或早或晚，各个地方的方案总是会有的;但开放异地高考的时间安排和条件松紧，则可能大异其趣。

道理上，异地高考是一项权利，是促进教育公平的必然;禁止异地高考是维护特权，损害教育公平的进步，观念已经确立。现实看，超过2亿的跨省流动人员带来的高考“在地化”问题，正在冲击过时的管理。正是观念和现实的双重作用，使异地高考从流动人员自身的忧虑，变成整个社会认为必须正视的问题。从民间低回的声音，到舆论高昂的呼吁，再到国家明确的行动，问题一步步逼向解决。

流动人员对户籍管理的冲击，已经可谓巨大。所谓户籍改革，可以理解为消除人们与生俱来的城乡和地域规定，可以理解为实现公民获得社会服务上的基本平等，可以理解为户籍或社会服务的提供从审批制变更为登记制，也可以理解为户籍或者社会服务的提供实现“在地化”。人们在何处生活和工作，即在何处获得户籍和社会服务。参加高考，获得与当地人同样的教育机会，只是社会服务“在地化”的一个方面。仅此一项变化即已困难重重，在社会服务大部分与户籍捆绑的背景下，户籍改革将有何种艰难，可想而知。

客观地说，即使一些地方，本地户籍居民对异地高考有所保留，甚至持有激烈的态度，所争实际上已非外来人员子女是否有就地参加高考的权利，而是怎样保证本地户籍居民子女原有的升学机会。这种诉求，心情上可以理解，可能也并非完全没有理由，但哪些诉求应通过招生数量的调整予以回应，哪些只是要求延续教育上的特权，需要分辨清楚。

可以看到，生源流出较多的省份，比生源流入较多的省份，更有积极性及早推行异地高考。黑龙江、山东、江西等省比其它地方更早地公布方案，而北京、广东则基本排除了2013年接受异地高考的可能。更多的省份，因为情况复杂，相互观望，显得踌躇。看起来，这只是生源流入或流出的问题，实际上情况比这要复杂得多。

例如北京、上海，基础教育条件全国领先，高考升学也有更多的机会。近年数据称，北京、上海的重点高校录取比例达到了25%。当然要考虑北京、上海的高校集中程度，但即使这种集中是自然形成，也须考虑维护招生中的地域、族裔和阶层公平，何况在中国，高校布局属于国家行为，升学指标的分配也是国家行为。一个地方先布设密集的高校，又分配远超他地的录取机会，就是教育上的特权授予。时间一长，特权就能被理解为一种理所当然、一种历史传承，谁都不愿意再放弃。

广东异地高考的迟缓推行，更能代表生源流入地的困扰。广东数据称，外来工子女义务教育就读数占全国三分之一，接受义务教育的外省户籍学生达300多万人。外省籍工人为广东创造了财富，理应获得本地居民同等的教育权利，但招生数额若不能相应增加，就意味着不仅对外来工子弟不公平，对广东本省的学子也不公平。此外，广东还发布数据，表示在升学机会的分配中一向未能获得优势，第一批院校的录取比例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12年还不足6%。所以开放异地高考，不仅仅是各省的事情，还需要更高层的博弈。

山东历来是“高考移民”的重要源头，自然对开放异地高考很有把握，但也提出了应该按照学生质量分配招生比例的问题，因为山东的录取线向来居高不下。而在陕西，因为历来深受本省学生升学机会被“高考移民”占据之苦，对开放异地高考可能加剧高考移民现象忧心忡忡。

异地高考触动了现有高考利益格局，前所未有地公开了高考中的地方博弈，也前所未有地公开了不公平的教育利益分配。教育公平的原则已经确立，异地学生应当在地高考，现在是以何种方法来实现原则的问题。没有录取机会的公平，异地高考的推行将有困难的，但录取机会的重新分配也会牵涉各地利益。这场博弈的平稳推进，对教育行政部门乃至国家权力都是巨大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