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琵琶行》写作背景

白居易生活在由盛转衰的中唐时期。当时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很尖锐，外族不断入侵，自安史之乱后，国内连年战乱，民不聊生。朝廷宦官专权跋扈，藩镇割据作乱，统治阶级内部朋党之争日益加剧，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日渐衰微，人民生活困苦不堪。白居易早年避乱江南，接近人民，对政治的混乱，人民的疾苦深有感受。他为官有“兼济天下”之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白居易担任左拾遗(谏官)，多次向唐宪宗上书，提出一系列改革时弊的措施，同时他又写了揭露黑暗政治，反映人民疾苦的《新乐府》、《秦中吟》等讽喻诗，结果触犯了掌握军政大权的豪门贵族，引起唐宪宗和一些权臣的恼恨。元和九年被改任太子左赞善大夫这一闲职。

元和十年，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派人杀了宰相武元衡，向中央政权示威，白居易认为这是重大“国耻”。激于义愤，他率先上疏“急请捕贼，以雪国耻”。但都被权贵们加上“越职奏事”的罪名，又造谣诬蔑说，白居易的母亲因看花坠井而死，而白居易却作赏花诗，新井诗，“有伤明教”，于是贬为江州刺史，继而又贬为江州司马(九品小官)。白居易获罪的真正原因主要是他写的针砭时弊的讽谕诗，正如他自己所说，“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对于这次遭贬，诗人既感伤又愤慨。到江州后一年的生活更使他感受到社会世态炎凉，他有满腔的怨愤无处倾诉。这首诗是诗人贬职到江州的第二年(元和十一年)秋天写的，当时诗人45岁。

白居易的道教思想

号“香山居士”，以礼佛出名，其实他同时也是道教信徒，“身着居士衣，手把南华篇。”佛、道的修养形成了白居易独特的人生思考和行为方式，他的诗歌中也处处洋溢着道教情怀。

1、时代影响：唐代，道教得到了李唐王朝的特别尊崇，儒、释、道三教调和。时代风气的影响下，以“儒家子”自居的白居易受到道教的深刻影响也是可想而知的。

2、具体体现：

(1)“贵生”的人生观念

道教贵生重生，看重个体生命的价值。作者对衰老、疾病、死亡的关注，“四十未为老，忧伤早衰恶。前岁二毛生，今年一齿落。形骸日损耗，心事同萧索。夜寝与朝餐，其间味亦薄。”不管是哀叹感伤还是故作旷达，其深层心理都是对于生命的珍视和对于死亡的无奈与恐惧，都充分体现了白居易的“贵生”思想。

①对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女性命运的关注上。与同时代的诗人相比，女性题材在白居易的作品中占有相当大的数量。白居易笔下的女性形象涉及社会的各个角落，举凡失宠的妃子、艰辛的贫女、遭黜的宫女、失意的伎人，都被他一一描绘，用以揭露女性命运的不公，批判社会的不合理现象。如《长恨歌》中对于杨贵妃与唐明皇爱情不由自主的歌咏与赞美。

白居易的女性观与道教的思想也有不谋而合之处。道教继承老子的贵柔守雌思想，尤其关注女性弱势群体的生存权力。

②对一切生命的尊重。“凡万物生自有神”，道教教义认为世界上一切生命都受命于天，都有求生的本能和成仙的可能。白居易惯骑的白马死去，他“稠桑驿门外，吟罢涕双垂”。

(2)“乐生”的人生策略

道教对生命则积极追求，在“贵生”的基础上，提出“乐生”的达观态度，在社会风气、宗教信仰和自身性格的共同铸造下，白居易选择了“中隐”的道路，保证自己在获得物质方面享受的前提下，还能得到精神方面的满足。特别是他晚年经济状况尤其优裕，他更是过着及时行乐的生活，极其重视物质的享受和精神的富足。白居易还游山玩水、交游唱和、饮酒赋诗、弹琴绘画，甚至兴味盎然的指导家妓编排乐舞《霓裳羽衣曲》

(3)自由超脱的人生境界

道教更追求精神的放任自由与无拘无束，主张返朴归真、回归自然。当文人在仕途上遭受挫折的时候都以此来求得心理的平衡和精神上的满足，白居易也是如此。

白居易早年志在兼济，江州被贬后，宦情日减。到了晚年，白居易更是留连于诗酒之中，摒弃功利欲望，白居易还创造性地提出了“中隐”理论。“中隐”既不是隐于山林的小隐，也有别于隐于朝市的大隐，而是以闲官、散官为隐。这样既照顾到个人生计问题，又与仕途保持安全的距离，虽然不如真正的隐士那般清高脱俗，但是在内蕴上更符合平凡人的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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