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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写作背景为三一八惨案。1926年3月，奉系军阀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进兵关内，冯玉祥率领的国民军同奉军作战。日本帝国主义公开援助奉军，派军舰驶入大沽口，并炮击国民军，守军死伤十余名。国民军开炮自卫还击，将日本军舰逐出大沽口。事后，日本认为国民军破坏了《辛丑条约》，与英、美、法、意、荷、比、西等8国公使，于16日向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拆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等种种无理的要求，并限令48小时内答复，否则以武力解决。同时各国派军舰云集大沽口，用武力威胁北洋政府。

1926年3月16、17日，在北京的国共两党开会，徐谦以中国国民党执行委员会代表的身份同李大钊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决定，组织各学校和群众团体在天安门集会。3月18日，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北京市党部、中共北方区委、北京市委、北京总工会、学生联合会等团体，与80多所学校共约5000多人，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国民大会”，广场北面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悬挂着孙中山先生的遗像和他撰写的对联“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台前横幅上写着“北京各界坚决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示威大会”。

大会结束后，游行队伍由李大钊率领，按预定路线，从天安门出发，经东长安街、东单牌楼、米市大街、东四牌楼，最后进入铁狮子胡同(今张自忠路)东口，在段祺瑞执政府(今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门前广场请愿。示威群众公推代表去向卫士长交涉，要求开门放队伍进去，并请段祺瑞和国务总理出来见面。段祺瑞担心局势失控，命令执政府内的预伏军警以武力驱散游行队伍，结果造成当场死亡47人，伤200多人的惨剧。死者中为人们所熟知的有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杨德群。李大钊和陈乔年也负伤。后来军警在清理现场时，竟然将死者财物尽行掠去，甚至连衣服也全部剥光。

段祺瑞执政府用嫁祸卸责的手法，反诬徐谦等人假借“共产学说”谋乱，下令通缉徐谦、李大钊、李煜瀛、顾兆雄、易培基等5人。朱家骅、蒋梦麟等几十人也上了黑名单。张作霖派奉军闯进北大、女师大、中俄大学及报馆等，大肆查禁进步书刊，搜捕进步人士。4月26日清晨邵飘萍于被秘密处决，北京大学教授朱家骅、代校长蒋梦麟等遁入六国饭店再秘密离京。李大钊、徐谦、鲁迅等人被迫转移，国共两党的领导机关则迁入苏联使馆。《京报》馆和一批进步报刊被查封。张学良逮捕了共产党员刘清扬。

3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商人、学生、工人、农民、兵士，应急起联合起来，不分党派，一致奋斗，发动一个比五卅运动更伟大的运动，以雪最后通牒之耻”。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会团体、各学校齐聚北京大学大操场，为亡灵们举行“三·一八死难烈士追悼大会”。鲁迅题写挽联：“死了倒也罢了，活着又怎么做。”后又就此惨案连续写了七篇檄文。由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的《哀歌》唱遍京城。

强大的民意压力迫使国会召集非常会议，通过了屠杀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京师地方检察厅对惨案进行了调查取证并正式认定：“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毙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311条之重大嫌疑。”迫使段祺瑞颁布对死难者家属“抚恤令”，国务院“阁员总辞职”。但段祺瑞军阀政权的合法性资源已丧失殆尽，1926年4月，段祺瑞执政府倒台。[2]

鲁迅先生在参加了刘和珍的追悼会之后，亲作《记念刘和珍君》一文，追忆这位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学生，痛悼“为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歌颂“虽殒身不恤”的“中国女子的勇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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