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连指挥员把我叫了去。我抬头一看，他的旁边坐着一个我不认识的炮兵中校。我走进房间，他也站了起来，好像看见一个军衔比他高的人。我的连指挥员说：”索科洛夫，找你，”说完，他自己却向窗口转过身去。一道电流刺透我的身体，我忽然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中校走到我的跟前，低低地说：”坚强些吧，父亲!你的儿子，索科洛夫大尉，今天在炮位上牺牲了。跟我一块儿去吧!”

我摇摇晃晃，勉强站住脚跟。现在想起来，连那些都像做梦一样：跟中校一起坐上大汽车，穿过堆满瓦砾的街道;还模模煳煳地记得兵士的行列和铺着红丝绒的棺材。想起阿纳托利，唉，老兄，就像此刻看见你一样清楚。我走到棺材旁边。躺在里面的是我的儿子，但又不是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是个肩膀狭窄。脖子细长、喉结很尖的男孩子，总是笑嘻嘻的;但现在躺着的，却是一个年轻漂亮、肩膀宽阔的男人，眼睛半开半闭，仿佛不在看我，而望着我所不知道的远方。只有嘴角上仍旧保存着一丝笑意，让我认出他就是我的儿子小托利……我吻了吻他，走到一旁。中校讲了话。我的阿纳托利的同志们、朋友们，擦着眼泪，但是我没有哭，我的眼泪在心里枯竭了。也许正因为这个缘故吧，我的心才疼得那么厉害?

我在远离故乡的德国土地上，埋葬了我那最后的欢乐和希望。儿子的炮兵连鸣着礼炮，给他们的指挥员送葬。我的心里仿佛有样东西断裂了……我丧魂落魄地回到自己的部队里。不久我复员了。上哪儿去呢?难道回沃罗涅日吗?决不!我想起在乌留平斯克住着一个老朋友，他还是冬天里因伤复员的，曾经邀我到他那儿去过。我一想起他，就动身到乌留平斯克去。

我那个朋友和他的老婆住在城郊，自己有一所房子，却没有孩子。他虽然有些残疾，但仍旧在一个汽车队里当司机，我也在那边找了个工作。我就搬到他们的家里去住，他们很热情地招待我。我们把各种货物运到各个区里，秋天又被调去运输粮食。就在这时候我认识了我的新儿子。哪，就是在沙地上玩着的那一个。

有时候，开了长途回来，到了城里，第一件事就是到茶馆去吃些什么，当然，也免不了喝这么一百克解解疲劳。说实话，我又迷上这鬼玩意儿啦……有一次就在茶馆附近看见这个小家伙，第二天又看见了。可真是个脏小鬼：脸上溅满西瓜汁，尽是灰土，头发蓬乱，脏得要命，可是他那双小眼睛啊，却亮得像雨后黑夜的星星!他那么惹我喜爱，说也奇怪，从此我就开始想念他了，每次跑了长途回来，总是急于想看见他。他就是在茶馆附近靠人家给他的东西过活的，——人家给他什么，他就吃什么。

第四天，我从国营农场装了一车粮食，一直拐到茶馆那儿。我的小家伙正巧在那边，坐在台阶上，摆动一双小脚，显然，他是饿了。我从车窗里伸出头来，向他叫道：”喂，万尼亚!快坐到车上来吧，我带你到大谷仓里去，再从那儿回来吃中饭。”他听到我的叫声，身子哆嗦了一下，跳下台阶，爬上踏脚板，悄悄地说：”叔叔，你怎么知道我叫万尼亚呢?”同时圆圆地睁着那一双小眼睛，看我怎样回答他。嗯，我就对他说，我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什么都知道。

他从右边走了过来，我打开车门，让他坐在旁边，开动车子。他是个很活泼的小家伙，却不知怎的忽然沉默起来，想了一会儿，一双眼睛不时从他那两条向上鬈曲的长睫毛下打量我，接着叹了一口气。这样的一个小雏儿，可已经学会叹气了。难道他也应该来这一套吗?我就问他说：”万尼亚，你的爸爸在哪儿啊?”他哺哺地说：”在前线牺牲了。””那么妈妈呢?””妈妈当我们来的时候在火车里给炸死了。””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呀?””我不知道，我不记得……””你在这儿一个亲人也没有吗?””一个也没有。””那你夜里睡在哪儿呢?””走到哪儿，睡到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