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知滁，于庆历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到任，庆历八年闰正月朝廷诏徙知扬州，二月离开滁州，前后在滁州计约两年零四个月的时间。时间虽然不长，却给滁州留下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他给滁州留下了许多建设遗迹，留下了一些不朽的诗文，留下了与滁州人的深厚感情。诗文中，直接写滁州的，除了著名的《丰乐亭记》《醉翁亭记》《菱溪石记》以外，还有大量的诗篇及短文。仅描写琅琊山自然景色及名胜景点的诗，不完全统计就有30多首，如《永阳大雪》《题滁州醉翁亭》、《琅琊山六题》等。他留下的建设遗迹和诗文，成了滁州不可多得的宝贵遗产;留下的与滁州人的深厚感情，成为滁州人永远不可磨灭的记忆。

承继前人开发滁州如今说到滁州，人们自然会想到琅琊山，想到醉翁亭，想到欧阳修。琅琊山的自然风光、人文景观，都远近闻名。琅琊山最有名的景点是醉翁亭，被誉为全国“四大名亭”之首，名扬海内外。与醉翁亭隔山相望的丰乐亭，也是令许多探幽访古之士向往的胜迹，与醉翁亭一起被称为“姊妹亭”。丰乐亭下的“紫薇泉”，则与醉翁亭的酿泉合称为“姊妹泉”。这些，都是欧阳修知滁时开发、建设而遗留下来的。正是这些建筑，加上他亲自撰写的《丰乐亭记》、《醉翁亭记》，才使滁州琅琊山的名声大震起来。

追溯琅琊山之名，应自东晋始。东晋以前，琅琊山本无名，其主峰当地人称摩陀岭，其他都是些小山头。西晋末年，琅琊王司马睿因避乱驻跸于此，后来，司马睿成了东晋元帝，借其曾在此山一住之光，才有了琅琊山这个名称。但是，司马睿本人，乃至整个东晋时代，并未给琅琊山带来多少变化，它依然是一片沉寂的山岭。直到唐代大历六年(公元771年)，滁州刺史李幼卿在L山司兴建宝应寺(即今日之琅琊寺)，琅琊山才打破历史的沉寂，开始起步向着繁荣与发展迈进;琅琊山这个名称也是这个时候才叫起来的。而这从司马睿驻跸山间时算起来，已经经历了300多年的时间。

宝应寺的兴建，改变了琅琊山多年寂静的状况，但只是个开始，而且仅限于琅琊寺这一块，影响仍不是很大。琅琊山真正鹊起，是在它又经历了200多年以后，北宋的著名文士欧阳修知滁开始的。

“宽简”知滁政绩斐然

欧阳修知滁的第二年夏，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发现了丰山脚下幽谷中的一眼泉水，经过实地察看，“俯仰左右，顾而乐之，于是疏泉凿石，辟地以为亭”，开始在这里进行美景胜地的建设。他很快修好了泉眼，建好了亭子，泉取名“幽谷泉”，亭取名为“丰乐亭”，并亲自撰文作记。同年，与丰乐亭一山之隔的醉翁亭亦建成，他取名“醉翁亭”，作《醉翁亭记》记之。两亭的建成与《两记》的问世，迅速在全国引起轰动。尤其是《醉翁亭记》这篇文章，以其生动的文字，精美的语言，为滁州展示了一幅风光绚丽的大自然画面;又因为文章中深邃的含义，及其所表达的怡然情怀，一时震动整个学界。文章一出，远近争传，滁州琅琊山从此热闹起来。此后，琅琊山、丰乐亭、醉翁亭，各景区陆续扩展，内容逐渐丰富，虽经历史沧桑，但屡废屡兴，久而不衰，终成今日之规模。追本求源，都是欧阳修打下的基础。欧阳修是唐代李幼卿之后开发滁州琅琊山最有力的奠基人，可以说，没有欧阳修，就没有滁州琅琊山之今日。

欧阳修在滁州时，除了开发幽谷泉，兴建丰乐亭及醉翁亭以外，还进行了其他一些建设，如在丰乐亭景区建设了醒心亭，特请曾巩作《醒心亭记》;在丰乐亭附近辟建练兵场，作训练民兵之用，以保卫地方;又维修损毁严重的滁城，使滁州之城更加坚固和壮观。有人读了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从他悠游山水、饮酒作乐的表现，以为他因受贬守滁，是处于不问政事的消沉状态，显然是不正确的。欧阳修在滁州，对于政事实行的是“宽简”政策。所谓宽简，顾名思义就是宽容和简化，办事遵循人情事理，不求搏取声誉，只要把事情办好就行了。这是他一生为政的风格。他后来曾权知开封府，前任是有名的“铁面老包”，即包拯，威严得很;而他则持以宽简，办事往往不动声色，同样把开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条。清朝时，有人曾将他与包拯相比较，在开封府衙东西侧各树一座牌坊，一边写着“包严”，一边写着“欧宽”。

欧阳修所写滁州的诗文，对滁州山水之美作了极其生动、实在的描绘。如在《醉翁亭记》中写琅琊山，以“林壑尤美”、“蔚然深秀”概括，同时以简练的笔触写出了琅琊山早晚和四时的景色：“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清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他在《丰乐亭记》中则写道：“风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时之景，无不可爱。”他的许多诗，写景寄情，语言精美，读后同样令人留连。如他在《题滁州醉翁亭》中写道：“但爱亭下水，来从乱峰间。声如自空落，泻向两檐前。流人岩下溪，幽泉助涓涓。响不乱人语，其清非管弦。”真是美不胜收!因此，后人在醉翁亭不远处建了听泉亭，让人们不断体会这美好的诗意。又如他的《琅琊山六题》，对琅琊山归云洞、琅琊溪、庶子泉等各个景点都作了生动的描绘。虽然每首诗只有四句，但尽用了点晴之笔，字字珠玑。他是用对滁州山水的真爱之情写作出来的。

欧阳修描写滁州及琅琊山的诗文，以其诗文的质量及其个人的人品、地位，吸引了许多文人墨客、达官显贵，竞来滁州探幽访胜。欧阳修在滁时，有的是直奔欧阳修而来;欧阳修离滁后，则以欧公之诗文以及欧公之遗迹而来。他们在这里，不仅留下足迹，也留下墨迹，日积月累，描写琅琊山及滁州的诗文已难以计数。1988年《琅琊山志》选录欧阳修及其以后的各代诗篇150余首(包括部分当代诗歌)，依然只是全部琅琊山诗文的一部分。用“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的现代词汇来说，欧阳修无论从哪一方面，都给滁州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欧阳修在滁州两年多的时间，不仅给滁州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宝贵资产，也与滁州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滁州这块古老的地方，与他结下了一生不解之缘。

欧阳修离开滁州之后，再也没有来过滁州，但他的心中却时刻想念着滁州。

《寄答王仲仪太尉素》：作于熙宁三年 (公元1070年)。这年他已64岁，离开滁州22年了，依然念念不忘他在滁州的一段生活。诗一开头便写道：“丰乐山前一醉翁，馀龄有几百忧攻。”始终把自己和滁州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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