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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人物简介：章伯钧

章伯钧(1895-1969)，字励夫，安徽桐城人，生于1895年11月17日。父章扬清，薄有田产。章伯钧只有7岁时，父乘船遇难。父殁后，其母变卖田产供其兄弟三人上学。

章伯钧幼年念过几年私塾，继入桐城中学，受到桐城派的影响，喜好“考据”、“词章”之学。辛亥革命后，受孙中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学说的影响。1916年考入武昌国立高等师范学校英语系，就学期间参加五四爱国运动，并任学生会负责人。1920年毕业，回到安徽任宣城师范学校校长。

当时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时期，在民主与科学思想的启迪下，章伯钧积极主张革新进步，聘请了恽代英等革命知识分子和进步人士担任教员，因不为当局所容，一年后被解除校长职务。1921年到北京投考庚款留美，未被录取。时任安徽省教育厅长的许世英对章颇为器重，给以公费派赴德国留学。1922年章伯钧由上海启程，与高语罕、朱德、孙炳文等人同轮前往柏林。

到德国后，章伯钧入柏林大学学习，攻黑格尔哲学。他在柏林大学学习3年，政治上颇为活跃，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和国民党。1925年与到达柏林的邓演达相识。1926年毕业，获博士学位。

同年，章伯钧回国抵达当时处于革命高潮中的广州，其时郭沫若在广东大学(不久改名中山大学)任文学院长，经孙炳文介绍，章被聘为中山大学文学院教授。同年参加北伐。10月北伐军攻克武昌后，应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之邀，章伯钧从广东到达武汉，任总政治部宣传科长、秘书长。1927年3月，邓演达兼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章伯钧被任命为农民部设立的兵农联合委员会主席。他积极支持农民运动，反对蒋介石叛变革命，成为邓演达的得力助手。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离开武汉前往苏联，章伯钧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并被任命为起义军总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兼第九军党代表。8月5日，起义军撤离南昌，章伯钧随军南下。部队进入广东后，与国民党军队交战失利，他经潮州乘船到香港，后又转至上海。同年冬脱离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11月1日，邓演达与宋庆龄、陈友仁3人在莫斯科发表宣言，谴责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表示要继续与新旧军阀势力作斗争，实现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并提出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在国内的章伯钧予以积极响应。1928年，章在上海与谭平山、郑太朴、朱蕴山等发起组织了中华革命党。他们认为叛变革命后的国民党，已成为“新旧军阀官僚买办豪劣以及投机腐化分子等反革命势力的集合体”，是人民的仇敌，革命的对象，要求推翻南京政府，并恢复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改组建立的中华革命党，继续民族民主革命;同时，又不同意中国共产党在农村聚集和发展革命力量的主张。他们与在国外的邓演达取得联系，得到邓的支持。历史上把这个介乎国共两党之间的政治派别称之为第三党。

1930年5月，邓演达回国。8月，邓在上海主持召开全国干部会议，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通过了由邓起草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性文件《政治主张》，选举了领导机构中央干事会，邓被推为总干事，章伯钧是干事并任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临时行动委员会主张推翻南京政府，建立以农工为中心的平民政权。国民党对邓演达等人的反蒋活动深为嫉恨，1931年8月17日将邓逮捕，11月予以杀害。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被迫转入地下，由章伯钧、黄琪翔、彭泽民等列名负责中央工作。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章伯钧主张团结抗日。1932年，第十九路军在上海发动一·二八淞沪抗战，黄琪翔曾参与策划，章伯钧则在北方联络反蒋军事力量从事抗日反蒋军事活动。1933年5月赴张家口与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领袖冯玉祥共商抗日事宜。1933年11月，章伯钧和黄琪翔参与了蒋光鼐、蔡廷锴、陈铭枢等发动的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章伯钧被任命为福建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委员，并兼土地委员会主任委员。

在“闽变”期间，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声明脱离国民党，参加陈铭枢组织的生产人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亦于此时宣布解散，章伯钧和黄琪翔等也参加了该党。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不到两个月即宣告失败。

1934年初，章伯钧在香港与黄琪翔、彭泽民等召开临时代表会议，宣布复党。随后，章伯钧去日本，除与各方面爱国人士联系外，并成立临时行动委员会支部，与留日同志经常开会，交换意见，从事抗日反蒋活动。

1935年11月10日，章伯钧和彭泽民在香港召开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鉴于反抗日本的侵略、实现民族解放，已成为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决定将临时行动委员会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从此成为与国民党完全割断了联系的独立政治集团。会议响应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通过《临时行动纲领》，并发表对时局宣言。宣言指出：日本侵略华北，目的在灭亡中国，中国人民“唯一的出路，便是立刻发动民族革命的战争，以求完全的解放”。认为农民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民族革命战争没有广大的农民参加，便无胜利的希望，因此，必须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土地革命与反日战争是不可分离的”。要求一切革命的党派，“在目前民族生死的最后关头中，应该放弃其宗派的偏见，在反帝反日战争和土地革命两大原则之下，形成巩固的联合战线，组织统一的行动指挥机关”。《纲领》认为：“中国现有苏维埃的政权，和几十万红军的存在，这是一个为世人所惊骇的事实”，要求承认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政权，恢复大革命时期的联俄、联共政策。这次会议新选举了章伯钧、彭泽民、黄琪翔等19人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兼宣传委员会书记，章伯钧成为实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主要领导人。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7月10日，章伯钧和彭泽民致电南京国民政府，提出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制定共同遵守的纲领，实现民主政治，改善劳动人民生活，释放政治犯，成立人民武装指导机关，组织抗日志愿军等抗日救国八项政治主张。这时国民党设立国防参议会，邀请各抗日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出席会议，报告国际形势和前方战事情况，征询与会者意见，由于歧视和压迫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国防参议会没有邀请章伯钧及其他负责人与会。

1938年3月1日，章伯钧在武汉主持召开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次干部会议，通过《抗日时期的政治主张》，要求国民党作政治上的大改革，“整个地扫除官僚主义的毒害，切实实行民主政治”。他还著文说：“抗战与民主不可分离，曾经是我们一贯的主张，必须实行民主政治，才能增加抗战力量，保证抗战胜利。”为了实现民主政治，他主张建立民意机关，使人民有参政的机会。在会上他被选为中央干事会总联络人。3月末，国民党在汉口召开临时全国代表会议，决定设立国民参政会。6月，章伯钧被聘为国民参政员，代表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参加了在汉口举行的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不久和其他国民参政员一同去重庆。

从1939年开始，国民党的政策重心逐渐由对外转向对内，由抗日转向反共反人民，抗战初期人民群众和各抗日民主党派争取到的一些权利，又被取消。其后章伯钧坚持全民抗战，反对妥协投降，反对反共磨擦。9月，在重庆举行的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上，各抗日党派的参政员纷纷提出有关宪政问题的提案。章伯钧和左舜生、张君劢等联名提出两大议案，要求于最短时期内颁布宪法，结束党治，全国各党各派一律公开活动，平流并进，永杜纠纷，共维国命。他们把立即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实现民主宪政，看成是当今“扶危救急之道”，说：“国家应付此非常局面，首在收拾人心与集中人才。今日唯一收拾人心之道，即在明示国人‘国家为公’。

所谓国家为公者，即明示国人，国家者全国国民之国家，而非一党一派之国家，政府者全国国民之政府，而非一党一派之政府。”“今日中国唯政治上之彻底开放，人才始有集中之可能;亦唯政治上之彻底开放，人人为国，胜于为党，人人爱国，胜于爱党，而后国家各真才始能真为国用。”这些要求在参政会提案审查委员会讨论时，遭到国民党参政员的强烈反对，引起了激烈的辩论。参政会闭会后，成立宪政期成会，章伯钧是委员之一。

1939年11月下旬，章伯钧和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青年党的左舜生，国家社会党的张君劢，乡村建设学会的梁漱溟以及无党派人士张澜等，发起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并定有信约十二条，要求成立宪政政府，一切抵触宪法之设施和法令，应即中止和宣布无效;凡遵守宪法之党派，一律以平等地位公开存在。由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坚持团结抗战，要求实行民主宪政，主张与共产党密切合作，反对国民党倒退，因此在1941年3月召开第二届国民参政会时，章伯钧被国民党除名。

第二届、第三届国民参政会均没有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代表参加。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参加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各党派负责人为了加强团结合作，争取民主，以求各自党派的生存和发展，并调解国共冲突，决定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一个在国共两党之间的政治团体。

1941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秘密成立，章伯钧被推为常务委员和组织部长。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集体参加了同盟。1944年9月10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章伯钧继续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并任中央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随后并任民盟重庆市支部主任委员。他为发展民盟组织，扩大民主力量，做了不少工作。

1945年1月，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在重庆创办的《中华论坛》出版，章伯钧任主编。他积极支持共产党提出的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以代替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建议。由于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反对共产党提出的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声称“各党派会议，等于分赃会议;组织联合政府，无异于推翻政府”，章伯钧反驳说：“政权是应当属于全人民的，若偏在一党，都可说是不正当的‘赃’;如认为是‘赃’，就得有分的结果。所以我们反对这种说法，主张党派会议或联合政府是合理的，是团结全国打开时局的第一步骤。”为了促进国内团结进步，他随同参政员褚辅成、黄炎培、左舜生、冷遹、傅斯年于7月1日赴延安访问，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的热烈欢迎。他们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会商恢复国共和谈问题，5日返回重庆。解放区取得的进步和成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7月7日，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章伯钧的国民参政员席位得到恢复。

抗战胜利后，章伯钧积极主张全国各党派共同和平建国，实现民主，反对内战。1945年9月15日，他发表对时局谈话说：抗战8年，中国人民付出了惨重的牺牲，最终使日本无条件投降，这是“全国人民的胜利”。今后民主建国大业，必须“全民合作，党派团结”，反对“任何形式之内战及军事行动”。他再次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实行民主宪政，给人民以民主权利，承认现有一切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求全国之真正统一。他特别指出，解放区的军队及政权，“有功抗战，不能视为化外，予以敌视的态度”。还警告说：全国人民要求和平，内战不得人心，“是招致灭亡自杀的途径”。

1946年1月，章伯钧作为民盟代表之一出席了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参加了政协宪草审议会和宪法小组的工作。政协会议期间，民盟配合了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5月，由重庆到上海。12月，他发表谈话，拒绝参加伪国大，强烈谴责国民党召开一手包办的国大，并由这个国大制定的所谓宪法，他谴责道：在军阀集团统治中国的情形下，绝对谈不到宪法。自从袁世凯到今天，情形始终如此。军阀集团是不需要宪法的，但是为了粉饰装点，又为了对付外国，有时又是需要宪法的，曹锟要宪法就是一例，今日的情形亦复如此。他还着重指出：中国固然需要宪法，但目前更需要的是民主、和平和统一。民主就是各党派地位平等，人民有基本的自由权利;和平是不打内战，不拉壮丁，没有外国驻军;统一就是不开分裂的国大。有了这三个事实，宪法才有基础，没有这种基础，就是曹锟的宪法。

1947年1月初，民盟召开二中全会，决定加强组织，扩大民主运动，会后章伯钧在上海继续从事民主运动，并任民盟上海市支部主任委员。月底，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会议通过的决议规定，该党代表农工平民的利益，其最终目的是彻底完成民族解放，实行民主政治，达到社会主义。鉴于该党认为农工是社会的骨干、革命的基础、平民政权的重心，因此决定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正式易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并决定以1930年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制定的政治主张为自己的基本纲领。章伯钧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

国共和谈破裂后，国民党在发动大举进攻解放区的反革命内战的同时，在国民党统治区也厉行白色恐怖，加紧镇压民主运动。1947年10月27日，国民党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决定予以取缔。民盟中央部分负责人在国民党的强大压力下，被迫宣布解散民盟总部，停止盟员一切政治活动。章伯钧不赞成解散民盟，秘密离开上海到香港继续活动。蒋介石曾派高级官员对他进行威胁利诱，遭到他的严厉斥责。

1948年1月，章伯钧和沈钧儒在香港主持召开了民盟一届三中全会，会议通过的宣言和政治报告，鲜明地提出了反蒋、反美和反封建，支持人民武装斗争，拥护土地改革的政治主张，并宣布民盟由中立的“第三者”转向同共产党密切合作。这样，三中全会就成为民盟的转折点。这次会议决定章伯钧和沈钧儒以中央常委名义，负责领导全盟盟务。

同年5月，章伯钧和沈钧儒代表民盟，与在香港的其他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发表通电，响应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随后在香港参与发起新政协运动。9月1日，章伯钧和沈钧儒代表民盟，随同其他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离开香港，乘海轮前往东北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29日到达哈尔滨。11月16日，章伯钧和沈钧儒代表民盟发表时局声明，重申三中全会以来的政治立场，说：“对于人民与人民公敌之争，对民主与反动独裁之争，我们的态度应该坚决站在人民的民主的这一方面，跟人民公敌反动集团斗争到底，决不动摇，决不妥协，决不对反动集团存有丝毫的幻想。”提出：第一，民主的新中国，在彻底摧毁反动独裁的统治集团以后，才能获得保障;第二，和平的新中国，非坚决彻底铲除内战的根源，扫除和平的障碍不可;第三，统一的新中国，只有消灭统一障碍的反动独裁集团之后，通过新政协，组织民主联合政府，才能完全实现。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后，章伯钧由哈尔滨抵达北平。3月5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临时工作委员会在北平正式成立，章伯钧被推选为委员，并由他和沈钧儒负责主持中央盟务，同时宣告民盟香港总部结束。

6月，章伯钧作为民盟代表之一参加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民盟筹备的《光明日报》创刊时，他任社长。9月下旬，他代表民盟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章伯钧历任政务院政务委员、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交通部长，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三届常委和第二届副主席，中国农工民主党第五、第六届主席，中国民主同盟第一届中央常务委员、第二届中央副主席等职。1957年反右斗争中，他被划为右派分子，撤销职务。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又受到很大冲击。

1969年5月17日，章伯钧患胃癌在北京逝世，终年7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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