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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人物简介：王昆仑

王昆仑(1902-1985)，1902年8月1日生，江苏无锡人，笔名太愚。

父王心如，母侯受真。青少年时代，王昆仑是在北京度过，并接受学校教育的。1914年小学毕业后，先后在志成中学和北京四中读书。

1917年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7年秋升入北大本科，第一年主修文字学，师从钱玄同;1920年秋，转入哲学系，听李大钊、杨昌济、马叙伦讲哲学课，也听过鲁迅讲“中国小说史”。1919年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

1923年暑假毕业前，王昆仑在北大参与发动并参加了反对北洋政府任命彭允彝为教育总长的斗争。他和黄日葵等作为学生代表被派往上海，寻求支持。在沪期间，他们拜访了孙中山，孙亲自介绍王昆仑参加了国民党。

王昆仑回到北京，一面在北大发展国民党的组织，开展反军阀的斗争;一面加紧撰写毕业论文《荀卿孝》。1923年暑假，他从北大哲学系毕业。这年秋季开学时，应聘到天津南开学校当国文教员。1924年春季，转到北京高级女子中学讲授国文。在这里他边教书，边进行革命活动，系统学习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建国大纲、五权宪法。

孙中山于1924年11月13日抱病北上，除夕那天到达北京，在铁狮子胡同5号下榻，并在此设立了临时办公室，王昆仑有幸成为该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因此，他得以亲眼目睹孙中山在重病中为国操劳、坚持反帝反军阀斗争的情景，是最早知道孙中山遗嘱的当事人之一。从这时起，他就下定决心继承孙中山遗志，为实现孙中山的遗嘱而奋斗。

参加完孙中山的治丧活动后，他曾短期赴日考察。1925年5月返回北京不久，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在这次反帝高潮中，他在北京大学生中组织起沪案雪耻会，发动了几次大游行。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为抗议日本军舰炮击大沽口，在北京天安门举行国民大会，王昆仑是这次大会的指挥人之一。

“三一八惨案”后，王昆仑南下广州，任黄埔军校潮州分校政治部总务科长兼政治教官，授中校军衔，主编该校主办的刊物《潮潮》。北伐开始后，王昆仑在东路军总政治部做机要工作，他随军北上，直抵南京，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秘书长。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的政治态度一度动摇，由联共转向反共，但他反对蒋介石对中共和工农采取屠杀政策。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王昆仑由于不满蒋介石的独裁专横，曾寄希望于国民党的其他领袖，结果也使他失望。1928年初，他辞掉国民党内的职务，与钟天心、谌小岑等人发起组织再造社，其主旨是要彻底改造国民党。

在李济深资助下，他在上海创办并主编《再造旬刊》。在这个刊物上他提出的政治改造和党务改造方案的核心内容是：排斥汪精卫，抑制蒋介石独裁，形成蒋管军事，胡(汉民)管党务，并以党权制约军权的政治局面。1928年9月，胡、孙(科)都当上了国民党中常委，再造派的许多骨干分子纷纷到南京政府当官。王昆仑没去南京当官，而是奔走于上海、南京、无锡等地，从事反蒋独裁的社会活动。这时，他认真阅读了一些革命书籍，如普列汉诺夫著的《史的一元论》、《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以及《马克思传》等。

1931年2月，蒋介石扣押胡汉民，宁粤对立。王昆仑反蒋情绪强烈，积极参加广东方面的反蒋活动，担任了粤方主办的《中华导报》主编。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面对民族危机，王昆仑对国民党的统治及其各个派系有了新的认识，思想上已逐步倾向国民党内的左派和民主派，主张抗日，并开始探求救国自强的新道路及新的领导革命的力量。1932年3月，他以“大鱼”笔名发表的文章说，“我们的党都已成为军阀政客贪官污吏的大集团，变成了欺骗民众-近来并且亲手屠杀民众的总机关”，“我要去发现新的革命、新的人生，我必须去找真的群众的安慰”。

淞沪抗战爆发后，王昆仑在无锡创办《人报》。这张报纸，得到孙科的暗中支持。每月亏损的150元，由王昆仑负责筹措。王的表兄袭念劬担任社长，孙翔风任副社长。1932年2月26日创刊时是两开两版。不久扩版为两开四版。经王昆仑审定的该报宣言宣布《人报》的宗旨是张民意，扫专制，御外侮。冒着淞沪战争的炮火，王昆仑往来于上海和无锡之间，撰写了大量战地报道和社评，歌颂抗日将士的事迹，揭露和抨击蒋、汪的卖国罪行。

在3月17日的《人报》上，他发表的《近时政幕之透视》一文，明确指出蒋介石是断送东三省的罪魁，也是断送第十九路军淞沪抗战的祸首。在5月10日的《人报》上，他严厉抨击了蒋、汪与日本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指出这个丧权辱国的协定与当年袁世凯和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一样，必将遭到人民的坚决反对。他还指出，对外抗日到底，对内争取自由，是中国军民的真正任务。6月初，当第十九路军被蒋介石从淞沪战场调往福建“剿共”前线时，王昆仑为《人报》撰写的社论中，对第十九路军提出三点希望：“勿忘了并未完成的抗日使命”;“坚持反对内战的主张”;“认清入闽的意义并非剿匪而为安民”。

1932年11月，因获得立法院长孙科的提名，王昆仑当上了国民政府立法院的立法委员。此后，他常住南京，但仍继续保持与《人报》的密切联系和与沪、锡、宁进步青年的接触。

1933年初，王昆仑向好友左恭提出，希望帮助他寻找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左当时就是中共地下党员)。王的表现引起中共地下组织的注意。时任南京市委书记的卢志英经过一段时间考察并经上级同意，亲自找王昆仑谈话。经多次接触，王向卢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经中共中央批准，王昆仑于1933年夏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从一个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

王昆仑入党后，更有意地与一些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接触，推动这些人参加抗日工作;同时通过他们更多地了解国民党上层的情况，给党提供情报。为此，他在上海法租界租了一套房子，每隔一段时间就到上海小住，与党组织指定的有关人联系。

1933年《塘沽协定》后，华北危在旦夕。王昆仑开始在南京组织读书会。其成员有王昆仑、孙晓村、曹孟君、胡济邦、王枫、勾适生等六人。

不久，吴茂荪、吴元戍、汪季琦、顾清侣、张锡昌、秦柳方、袁轶群、薛宁人、孙克定、华应申、狄超白等人加入。1934年，薛宝鼎、汪德彰、季洪、千家驹等加入读书会。读书会定期举行活动，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学习革命理论，有计划地组织阅读《唯物辩证法入门》、《政治经济学教程》以及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等书籍，《读书月刊》、《世界知识》上的有关文章作为辅助读物。在讨论时，王昆仑从分析形势入手，揭露国民党统治的阴谋。

1935年中共八一宣言发表后，在上海塔斯社当记者的钱俊瑞，从电台上收听到这个文件和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大会上的报告，立即向中共上海“文委”作了汇报。在上海“文委”推动下，8月底，南京、无锡读书会成员和上海救国会筹备会的领导人在无锡集会，讨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海“文委”的钱俊瑞指出：中日民族矛盾已超过国内的阶级矛盾，今后工作方向是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王昆仑分析了南京政府内部的情况。孙晓村、曹孟君介绍了南京读书会的社会活动情况。曹亮讲了应当怎样与各方面联系的问题。

这次集会地址在无锡太湖畔的万方楼，因之被称为“万方楼会议”。通过这次会议，与会者统一了思想，明确了奋斗目标。读书会成员接受上海方面的意见，以南京读书会为基础加紧筹组南京救国会。于是，南京妇女界救国会、文化界救国会、职工救国会在当年秋后成立，开展各种抗日救亡活动。王昆仑同各界救国会保持紧密联系，是它们幕后的领导人。

1935年11月，国民党召开五全大会。王昆仑根据中共组织的决定，通过“竞选”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此外，他还兼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宣传委员、中山文化教育馆总干事，以这些公开身份争取、团结国民党上层爱国人士和其他爱国民主分子。

1936年4月，冯雪峰受中央派遣从陕北来到上海，领导地下党组织开展工作。为保持与中央的联系，急需建立秘密电台。王昆仑得知这一消息后，主动承担起募集资金的任务。四川地方实力派刘湘来南京，有事求助于王昆仑，王多次与其谈话，向他分析形势，讲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指出蒋既反共又要消灭异己势力，力劝刘与中共合作，否则刘本人没有前途。

刘湘对王昆仑的上述分析十分赞赏。王接着提出，希望刘能与在陕甘的红军建立关系，并从武器和给养方面给以支持，刘表示同意，并请王派人到四川具体商谈。于是，王昆仑介绍冯雪峰赴四川会晤刘湘，从刘那里获得了6万元的资助，解决了建立电台所需资金问题。

冯玉祥结束在泰山隐居生活后，到南京就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王昆仑对这位爱国将军十分敬佩，常去拜望他，共商抗日救亡大计。王向冯介绍了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冯表示十分赞成。

国民党元老中的一些人，如吴稚辉、居正、谢持、张继等人，原来对中共抱有敌意;“九一八”后，他们不满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在抗日问题上表现出一定的进步性。王昆仑对他们做工作，宣传共产党的团结抗日主张，帮助他们逐步接受联共抗日思想。至于对一贯主张国共合作的宋庆龄、何香凝、于右任、经亨颐、柳亚子、张西曼等，更是时常联络，共商救国大计。

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于1936年7月15日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公开信，要求蒋介石放弃“先安内后攘外”政策，联合各党派和人民群众一致抗日。王昆仑及时将此公开信内容告诉了冯玉祥。他还及时把中共中央为要求与国民党合作抗日于1936年8月25日致国民党书告诉了冯玉祥。

七七事变后，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代表中共到南京出席最高国防会议，讨论合作抗日问题。会议期间，经潘汉年介绍，王昆仑会见了周、朱、叶等。周恩来要求王昆仑认真做好孙科等人的工作，并决定把王昆仑的组织关系转为直接领导，此后王就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做国民党上层人士的工作。在这次会议期间，王昆仑会见了前来与会的刘湘，希望他在会上表明自己的抗日立场。刘湘接受王昆仑劝告;在会上表示抗战才能图存，他愿率川军30万出川抗日，提供强壮劳力500万，并出粮食若干石支持抗战。

国民政府从南京迁往武汉后，王昆仑也到了武汉。他在这里创办《全民周刊》，报道战争动态，鼓励军民的抗日斗志。不久，该刊与邹韬奋主编的《抗战》合并，改名为《全民抗战》，并迁到重庆继续出版。

全民抗战爆发后，王昆仑与曹孟君等赴第五战区战地采访，慰问部队官兵，曾遭敌军围困，突围后回到武汉。他撰写的那些讴歌官兵浴血奋战、鞭挞侵略者凶残和野蛮的作品，收录到生活书店1938年出版的《徐州突围》一书中。

1938年6月，王昆仑和曹孟君经过战火考验和洗礼在武汉喜结连理。

曹孟君也是1933年入党的中共党员。婚后不久，根据中共中央长江局指示，王昆仑离开武汉去重庆，密切注意汪精卫的行踪。1938年10月，周恩来到达重庆后，王昆仑直接向他报告汪的动态。此后，王利用中苏文化协会这块阵地和中苏文化协会常务理事并秘书主任的身份开展工作。在《中苏文化》上他多次发表文章，宣传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并传播中苏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

皖南事变后，中共南方局根据党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白区工作方针，决定在重庆建立一个外围组织，配合党的工作。在周恩来等亲切关怀指导下，王昆仑、许宝驹和中共代表王炳南等发起建立中国民族大众同盟。1941年夏该组织在重庆成立，王昆仑、许宝驹被推选为主要负责人，一年后改名为“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史称“小民革”)。发起时有18名成员，其中有中共党员、国民党左派和爱国民主人士，是个统一战线的组织，但它有严密的组织，对外不公开。这个组织发展很快，到1945年召开第一次盟员大会时，其成员已达200多人。参加会议的45名盟员代表选举王昆仑、屈武、曹孟君等21人为中央委员。

“小民革”的主要工作是团结国民党内愿意进步的人，把他们争取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在国民党内部开展反对投降、分裂、独裁，坚持抗战、团结、民主的斗争。

1945年9月，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约见了“小民革”的主要负责人王昆仑、许宝驹等，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对他们的工作表示赞赏，说他们提供的情况对党判断形势发展、分析时局动向帮助很大，勉励他们努力在国民党内部开展工作。

为把国民党内的爱国民主力量团结起来，1943年2月，王昆仑与谭平山、陈铭枢、杨杰、郭春涛、朱蕴山等14人发起举办时事座谈会。一般每月一两次，有时每周一次，一直延续到1946年5月前后。参加会议的先后有100多人。在这个座谈会的基础上，又组建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联”1945年10月正式成立时，谭平山、陈铭枢、杨杰、柳亚子、朱蕴山、王昆仑、郭春涛被选举为常务干事。“民联”为争取国民党内上层爱国人士积极开展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战后期，王昆仑撰写了一系列研究《红楼梦》的论文，先在曹孟君主编的《现代妇女》上发表，1948年1月由国际文化出版社结集出版。他成为中国著名的红学家。

1945年5月，国民党六大在重庆召开。在抗战胜利前夕，这次会议不研究怎样坚持抗战打败侵略者，而在准备发动内战把中国引向黑暗。作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委的王昆仑，在5月10日的大会上向国民党最高当局公开提出三项质询，引起轰动。王的三项质询是：大会已开了好几天，对于怎样打败日本没有什么讨论，问到底有没有抗战到底的决心?当局有没有配合盟军反攻计划?敌寇已把方先觉投降的经过拍成电影，可是不久方却以“民族英雄”姿态出现在陪都，且委以军职，大会应对此事表明态度。

王昆仑的尖锐批评，受到国民党内民主派和地方实力派的称赞和欢迎，于右任曾有诗云：“十年中委无人问，一骂成名天下知”，此事成为大后方轰动一时的政治事件。这引起蒋介石的勃然大怒及遭其嫡系的反对和嫉恨。

此后，王的处境日益困难，后来竟上了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

1948年1月，王昆仑携女儿赴美考察，曹孟君不能同行，只得在友人帮助下隐蔽下来。王昆仑经旧金山到达纽约。此时冯玉祥正在纽约从事反蒋活动，他在吴茂荪、赖亚力、王枫等人协助下，建立了旅美中国和平民主同盟，其成员达200多人。王昆仑到达后，被推选为该组织的中央执行委员，协助冯开展活动。后借道英、法、捷克和苏联，于1949年1月进入东北解放区。2月25日，他同其他35名民主人士一起抵达北平，在车站受到董必武、彭真等热烈欢迎。

新政协召开之前，周恩来等曾三次会见王昆仑等“小民革”负责人，对“小民革”的历史作用给予高度评价，说“小民革”与中共相知很深，在许多斗争行动上一致，在国民党内部起到了进步的分化作用。对“小民革”今后的组织形式，周恩来也作了重要指示。

根据周恩来几次讲话精神和形势发展的需要，王昆仑和王炳南、许宝驹、阎宝航、金仲华、吴觉农、袁翰青等七人于9月17日代表“小民革”发表《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结束声明》，说：“本盟中央委员会根据目前形势和盟员郑重决议，自即日起宣布本盟的终结。”大部分盟员加入了新成立的中国政治学会，王昆仑当选为该学会副会长，会长是林伯渠。

1949年9月，王昆仑作为“民联”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10月1日，他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新中国成立后，王昆仑被任命为政务院政务委员。他是第一、二、三、四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王昆仑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四届中央常委，宣传部长。他对加强“民革”的宣传教育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提议并亲手创办了《团结报》;为促进祖国统一，加紧对台宣传，等等，作出了贡献。

1955年4月起，王昆仑担任北京市副市长，为首都文化、卫生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文化大革命”期间，王昆仑受到严重冲击。江青无端攻击王昆仑是坏人，破坏京剧革命。王昆仑被关押长达七年之久。在周恩来的关怀下，1975年3月始获释出狱。

1977年10月，各个民主党派重新开展活动。12月，“民革”临时领导小组成立，王昆仑与朱蕴山、陈此生担任召集人，后来被选举为民革第五届中央副主席、代主席，第六届中央主席。1979年7月，在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后又提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在新时期，他为爱国统一战线的开展，为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为祖国统一大业的早日实现而忘我工作，贡献巨大。

1985年8月23日，王昆仑在北京病逝，终年83岁。他的著作收入《王昆仑文集》、《红楼梦人物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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