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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我国职工整体收入水平在不断提高，年平均工资从1978年的615元提高到2011年的18405元，增长近30倍。国家年度统计结果显示，2010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29229元。但是，企业职工工资增长缓慢、横比工资水平过低，却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全国总工会2011年对10个省份中的20个市(区)1000个各种所有制企业以及1万名职工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2009年至2011年三年中，职工工资低于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人数占53.1%;只有当地社会平均工资一半的占34.2%，更有甚者，还有12.7%的职工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根据国家2011年度统计结果，平均工资最高的三个行业是证券业172123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5.9倍;其他金融业87670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0倍;航空运输业75769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6倍。平均工资最低的三个行业是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15663元，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53.6%;纺织业16222元，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55.5%;农副食品加工业17559元，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60.1%。最高与最低行业平均工资之比为11:1。一些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的行业以及一部分外企员工收入比较高，而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一般服务业员工的工资则处于较低水平。

2.我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经济尚不发达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政策，导致农村发展明显落后于城市。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向农村和中西部的投资，特别是对老、少、边、穷地区基础投资的力度增强，但在一段时期内，居民收人仍会因发展的基点不同、条件不同而呈现较大的差距。

中国的改革是要富国强民.在渐进式改革过程中.尽管旧制度已被基本打破.但尚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新制度虽已建立，但仍很不完善。收入分配差距的产生和扩大，正是制度变迁过程的一种表象。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变革及由此决定的分配制度变革，改变了生产要素在不同单位和个体间的分配格局，也因此导致了生产要素占有的差异。1984年我国开始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但相伴产生的竟是国有资产流失，损了国家而肥了一小撮“内部人”.特别是股份制改造在一些地方竟成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最后一次“免费午餐”。这些年因为监督机制缺位，甚至是权力的介入，产生大量黑色收入导致一部分人暴富，为广大人民群众深恶痛绝。这些不合理收入。使一些人站在较高的起点上在新一轮的角逐中进一步扩大了贫富差距。

3.冲国社会当前阶段的一种矛盾现象是，在经济超高速发展(GDP连续30年平均在9%以上，最近连续5年在10%以上)的同时，幸福指数和群众对生活水平的感受却并没有如同GDP那样上升，相反，群众普遍感到生活艰难。因教育费贵，怕孩子上不起学。上了学，就是大学毕业了，又面临就业难。在城市里就了业，房价贵，买不起或租不起住房，成不了家。因医疗费用高，有病看不起，“小病拖，大病捱，到死还不能往医院里抬”。从生到死，步步艰难。

贫困不仅是一种物质状态，也是一种心理状态。贫富悬殊使部分居民心理失衡，不和谐因素和社会稳定隐忧与GDP一起迅速增长。通过贪污、行贿、制假、偷盗、抢劫、诈骗、绑架、贩毒、卖淫等手段谋财案件增多。保安、防盗门(网)、围墙、富人住宅区城堡化等等之多，为历史所罕见，在世界上也少有。

税收是调节社会财富的重要手段，而社会保障制度则是维护社会公正的底线.是一张“社会安全网”。只有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才能形成一种有效的社会平衡协调机制，切实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同时，政府应健全税收制度，强化税收管理，加强对收入的税收调节，从而缩小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之间的差距，以促进社会的公正分配。

4.多年以来.劳动收入在国民收人中所占的比重是下降的.这就需要改变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格局。而要改变收入分配格局可以从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三个环节着手解决。通过市场实现的收入分配，被称为“第一次分配”;通过政府调节而进行的收入配，被称为“第二次分配”;出于自愿，在习惯与道德的影响下把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捐赠出去，称为“第三次分配”。

2011年被一些网友称为“税”年。这一年，馒头税横空出世、月饼税争论不休、加名税讨论落定。这些不仅说明普通百姓的纳税人维权意识正在逐渐提高，也折射出一些普通百姓对税负状况越来越担忧。在通胀压力下，普通百姓往往会对物价、税负水平相对比较敏感，而在面对物价高显现出诸多无奈的同时，普通百姓也更多地将目光放在了收入水平的增加上，也更多地去关注再分配格局的调整进程。也就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对于个税起征点应该再次上调的辩论又呼之欲出了。个税起征点实际反映的是中国公民希望减轻自身税负的一种呼声。

近日，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原主任王健建议，应该将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提高至一万元。王健认为，将个税起征点提到一万，不会对国家财政收入有很大影响，相反对改善收入分配有明显好处。这是个税起征点从2000元提高到3500元以后，再次要求提高个税起征点的声音。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施正文称，“提高个税起征点”是一个不利于低收入者的措施.“实际上是给富人减税”。

“众所周知，个人所得税本是作为调节高收入、缓解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的矛盾而开征的一个税种。然而.目前个税征收仍存在“逆向调节”的怪现象，工薪阶层成了实际的纳税主体。因此，如果将个税起征点提高到1万元，将换来数以亿计的劳动者不需要缴个税，这无疑给广大的中低收人群体带来福音。同时，上调个税起征点有利于调整纳税结构，减轻工薪族纳税负担，但是一刀切的单一税制对家庭负担沉重的纳税人不公平。因此，个税政策改革除了提高起征点以外，还应从公平的视角对个税政策做出科学的制度安排，实行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改革，考虑以家庭为单位征收个税。因为，各个家庭情况不同，赡养人数不同，家庭整体收入差异很大。不考虑家庭支出情况征税，有失公平。”某大学教授说。

A专家指出，那么多的所得税收起来，占国家税收的比重，没有一年超过7%的。但包括金融危机在内的2008年、2009年，没有一年的财政的收入增长是低于10%的，2010年是20%。所以，假如将个税起征点提到每人每月一万的话，根本不会对国家的财政收入有很大的影响。

5.“我很诧异，A专家居然认为万元起征个税对‘改善收入分配有明显的好处’。殊不知，月人万元在现实语境中已经算是比较高的收入了，一个月拿一万的和一个月拿一千的同样不交税，这是无视好几倍的收入差距采取同样的免税政策，这只会掩盖收入差距，并且拉大收入差距。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语境下，减税当然是一个重要的话题，可应该是公平而有效率地减税，而不是以减税的方式愈发扩大收入差距。”中央财经大学某博士生感慨道。

上海市一退休老干部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到，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收入分配差距缩小。提高个税起征点正是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和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措施。也许这部分钱并不多，但从此做起，逐步让利于民，一方面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通过减税来促进消费，惠民与拉动经济两全其美，又何尝不是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方法呢?

“将‘个税起征点’提到万元真能拉动消费吗?我看很悬。因为在现有基础上继续大幅提高个税扣除额.受益群体是真正的中低收入群体之外的少数;与其在个税扣除额上既不公平也没效率地大幅提高，不如在各项中间流转税上做出减免。中间税尤其是隐藏在商品价格中的中间税过多.一直是大众税负痛苦感的最主要来源，几乎每一项消费里都有多种中间税，几乎每一样比国外价格高的商品都跟中间税有关。不区分消费者收入情况眉毛胡子一把抓的中间税过多，直接根据收入情况进行调整的直接税太少，这才是促进消费的大问题。”网友“幸福的人”说道。

6.一场“郭美美事件”把中国红十字会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而接连曝光的“曜阳老年公寓免费拿地”、“审计违规”等事件，更是为公益组织的公信力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公众纷纷投出不信任票，甚至不少名人带头表示：“绝不捐钱给红十字会。”公益组织如何做到取信于民?事实证明，一场“澄清事实”的发布会远远无法达到效果。信任，是一个长久积累的过程，妄图永远龟缩在不公开、不透明的外壳下，总有一天会自尝苦果。

2011年10月12日，首届“江苏省慈善大会”在南京隆重召开。大会共表彰最具爱心慈善捐赠企业或单位40个，最具爱心慈善捐赠楷模30名，最具爱心慈善行为楷模10名，最具影响力慈善项目10个，以及优秀慈善工作者10名。江苏省诸多知名企业和个人都位列其中。江苏省民政厅主管慈善工作的副厅长钮学兴指出，一些组织由于自身或客观原因，使慈善组织公信力受到一定影响，但这些风波就像一个苹果出现一点撞痕，不能因为这点小问题就把苹果扔掉，进而否定苹果的营养价值。

2010年12月，壹基金落户深圳，引来全国关注，不到一年半时间壹基金有6000多万的项目支出，也推出了海洋天堂、壹乐园、联合救灾计划等公益计划，壹基金成为深圳慈善事业的一张名片，除了积极创新项目，更重要的是理念创新。深圳近800个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遍布社会各领域，十年来，仅通过深圳市慈善会的募捐就超过24亿元，救助领域涉及“赈灾扶贫、助学助医、安老扶孤、助残济困”等，同时深圳还打造了一批品牌救助项目，深圳的义工注册已经超过35万人，营造了全民参与的慈善氛围。这些均得益于深圳日益创新的慈善理念和丰富的实践。

慈善的诞生是与社会“弱势群体”紧密相连的。英国慈善在十八世纪及之前，更多关注女性、儿童、老人、流浪者、疾病患者等群体，关注点也更多集中在扫盲、健康、收容、养老等问题。当代国外慈善虽然仍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诸多需要，但在教育、健康、养老等方面的内容有了极大丰富。这表现为慈善关注点从基础教育拓展至高等教育、身体健康拓展至心理健康等。另外，慈善不仅仅局限于解决弱势群体“吃饱、穿暖、活着”的问题，而是更多地着眼于对弱势群体进行“赋权”，提升他们的生存能力。

7.在我国，政府乐于搞“慈善风暴”，资源容易过于集中，又很难把钱花到实处。政绩化、行政化的劝捐、索捐时有发生，一个文件就能使政府成为接受捐款的主体，而民间慈善组织能募得的捐款却是少之又少。而在英国“慈善”发展的今天，它已经不再是政府行为，而是社会行为或者民间行为。它所调动和运用的资源主要来自社会，它所采用的运作模式是由社会主导。因此，慈善事业有别于国家社会保障，它是对国家履行自身功能的一种补充。

美国的法律体系中并没有一部独立的关于慈善的法律，对慈善组织以及慈善行为规制的法律职能都由《国内税收法典》来承担。就慈善组织的慈善收入而言，美国税法赋予的慈善地位可以确保其享受税收上的免除。对于捐款的个体而言，税法也对其税收优惠做出了规定，对于捐款的企业同样如此。值得重视的是，美国立法者在限制慈善组织财富流向方面煞费苦心，严格防止相关公民或者法人利用税收优惠政策逃避税收，并为此规定了严厉的处罚措施。

法国慈善事业没有“比尔·盖茨”，比较于富豪慈善，细水长流的大众慈善，在法国一直更好地代言了慈善事业的“博爱”精神。根据有关统计，40%的法国人每年至少捐款一次，平均捐款额度为280欧元：1300万法国人当过公益志愿者。2008年至2009年间，法国人总计捐款30亿欧元。

孩童时的潜移默化使法国社会的慈善传统得以传承。私营咨询公司负责人埃尔韦·德尔迈尔是两个孩子的父亲，说到慈善，他最先想到的是参与学校组织的慈善活动。校方基金会或者家长协会经常会组织学生举行手工艺作品义卖，所得收入用于帮助非洲姐妹学校的孩子。他说，这种方式既鼓励孩子自己动手，又教育他们帮助他人，为公益事业作贡献，家长们也都很乐意参与。

8.韩红刚是距郑州160余公里的河南安阳滑县的一个普通农民。2001年，从河南第一产粮大县走出后.韩红刚在郑州的黄河滩里以每亩650元的价格包下了80多亩土地，并且一种就是10年。“作为农民，自己过得挺快乐”，可如今换种了萝卜、红薯等经济作物，却面临着“赔个底儿朝天”的危险。面对60亩丰收的萝卜，不仅没让他有丰收的喜悦，反而成了一个烫手山芋。因为萝卜滞销，在田头只有几分钱一斤，他本人肯定也算过一笔账，可能还不一定够雇人采摘萝卜的费用。

发达国家农产品流通体系顺畅，鲜有农产品滞销现象发生，这得益于其较高的城镇化水平。美国农业能够推行规模化的土地经营和区域化、专业化的农产品生产，不仅因为它具有得天独厚的人地比例、先进的技术条件以及发达的中介组织，还在于它在经济转型进程中不断改善人地比例，鼓励不适应现代农业经营的农户重新定位，转换职业，进入城市。

2011年10月19目9时许，武川县金三角北的一处大型土豆储存窖里，武川县农牧业局副局长宁怀宝正在查看窖里储存土豆的情况。他说，他要协调水务、供电以及建筑等人员同时对三处仓储窖进行施工，确保在上冻前建成，让在窖里储存的土豆安全过冬。同时他也表示，农产品的贮藏方法很多，主要有窖藏、通风贮藏、埋藏，也有在大型库内采用机械辅助通风或机械制冷贮藏。菜农如果实在找不到销路，我们可以根据当地的气候和农产品的特点帮助其选择合适的贮藏方法。

面对武川土豆喜获丰收却遭滞销的情况，长期活跃在武川的“土豆经纪人”并没有闲着，他们采取各种方法积极与外地收购商取得联系，帮助薯农们销售土豆。武川县政府及农牧业局开通了专门的网站。记者在“武川土豆网”上看到，在通过网站向外界行销本地土豆时，像王喜莲、 邢林梅、康瑞这些知名度很高的名字都公开在网站上，连同武川县涉农的各职能部门负责人的电话也公布在网站显著的位置。

9.在当今信息高度发达，乃至信息爆炸的年代，农业尤其是蔬菜产销信息却是滞后的。当今菜农进行蔬菜生产，几乎都是家庭作业，各自为战，根本无从知道该种什么，种多少。菜农一般只能跟风走，什么赚钱就种什么。但种什么赚钱呢，他们只能从感官上作出自己的判断。看到别人种包菜赚钱就种包菜，看到别人种花菜赚钱就种花菜。据北京市场相关负责人介绍说，盲目扩大种植面积导致供应量急剧增加，所以价格走低，农产品滞销成为必然。

现在城市市民对于农村的田园生活还是十分向往的。基于城市市民的这种需求，农民完全可以和旅行社共同组织“生态采摘”。45岁的东北农民于福君遇到严重的“卖菜难”，而一场意外的“生态采摘游”当天就帮他卖出6万多斤蔬菜，眼看就要“烂在地里”的菜终于有了着落。这种生化采摘的方式一来农民省得自己拔、自己卖，而且菜价比市场售价低，又比收购价高，市民和农民都高兴，一举两得。

有关专家表示，“种菜赔、买菜贵”循环往复出现，充分说明目前很多地方采取的菜价过高时抑制价格、过低时临时援助的权宜之计只能治标，无法治本，要想从根本上平衡好菜价这块“跷跷板”，必须下大力气推动生产和市场流通领域的变革。“破解农民卖菜难，关键是要大力发展合作社，将一家一户的分散生产尽快转为有组织、有规模的经营。”将分散的农户联合起来，实现“大生产、大流通”，是提高农民话语权、确保农民利益的关键一步。

10.王芳曾经是贵州大学的一名老师，最近考取了上海的博士生，从偏远的西部走了出来。“大学教师其实是个不错的职业。在贵州，像我这种副教授级教师的月收入近3000元。但是跟上海却没法比.他们的基本工资就差不多是这个数。平时我们的课时费是每小时30元，他们课时费能有100元。”

地区之间收入的差距是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之一，实行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的发展战略之后的十余年来，中西部发展有了很大变化，但中西部同东部的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又有扩大。

如何逾越区域居民收入鸿沟，特别是缩小贫困地区和发达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让人们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著名经济学家李教授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要做好二次分配工作，加大对贫困地区扶持力度，实施不同的扶贫项目，缩小地区差距，进而缩小区域收入差距。

改革开放之初，湖北省扶贫以“救济式”为主，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给钱给物。对老、少、边、穷地区，省财政每年都要转移支付大笔的钱救济。这种扶贫方式可以缓解群众一时的生活困难，但不能使他们真正摆脱贫困。据该省扶贫办工作人员介绍，刚到扶贫办工作时，扶贫办拥有的扶贫资金比各政府职能部门获得的国家资金还要多，哪个乡或村贫困就拨点钱，扶贫办的主要工作就是提供资金支持，这些钱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扶贫工作相对较简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弊端日显：不少贫困户吃救济吃懒了，“等、靠、要”思想严重，不仅对政府过度依赖，更让当地政府财政因此背上沉重包袱。相比之下，“开发式扶贫”这个新思路从长远来讲对当地脱贫致富更加有效。它立足当地资源优势，培育特色支柱产业，以增强村集体的“造血”功能，来带动村民脱贫致富为目标。

11.竹山县通过政策扶持、财政贴息和小额信贷等措施，共投工4000多万个，投资700多万元，兴办茶叶、药材、烟叶、板栗等基地3万多亩。目前已建成茶叶专业村7个、中药材村5个、养殖专业村5个、良种培育村1个，为2万多贫困人口人均增收700多元。18个省定重点贫困村，基本实现了“村村有特色产业基地，户户有致富项目，人人都能受益”。因此，有人认为，要实现贫困地区的发展，不仅要靠政府“输血”，更要靠当地“造血”。 .

“贫困地区要发展，主要靠产业发展，靠开发式扶贫。”沈阳市扶贫开发办公室负责人说，“我们应该激励贫困地区打破“等、靠、要”格局，培养他们利用自身的能力，用自己的双手，用自己的智慧，用当地的资源，从根本上走自力更生的道路。只有发挥贫困地区的区域资源优势，才能逐步形成贫困地区和贫困农民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的能力，才能依靠自身力量解决温饱、脱贫致富”。

12.十六大提出城乡居民收入目标是“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十七大提出城乡居民收入目标是“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十八大则首次对收人分配提出了具体量化指标，即“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是中共首次明确提出居民收入倍增目标。十八大报告具体指出，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申论要求

一、概括资料1～3的主要内容。(20分)

要求：语言精练，层次要点清楚。不超过300字。

二、给定资料11中提到，“要实现贫困地区的发展，不仅要靠政府‘输血’，更要靠当地‘造血’”。请谈谈你对这句话的理解。(15分) 。

要求：观点明确，分析透彻，语言流畅，条理清晰。不超过200字。

三、针对给定资料反映的农产品滞销问题，谈谈你的锦囊妙计。(25分)

要求：分析合理，措施具体可行，具有针对性。300字以内。

四、阅读给定资料，以“收入分配改革”为主题，写一篇议论文。(40分)

要求：

1.参考给定资料，自选角度，题目自拟;

2.观点明确，联系实际，分析具体，条理清楚，语言流畅;

3.总字数800～1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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