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失地农民的培训体系不够健全。虽然政府出台多项政策，支持失地农民就业、技能培训。

但在实践中存在诸多困难：多部门主管，管理权限分散，难以形成合力;缺少针对性培训，培训主观性大;市民工作培训缺乏必要的场地，而且政府资金支持不足。当前政府管理事务千头万绪，是否还有精力应对进城农民的培养工作，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有学者建议可以适当购买社会组织的教育服务，帮助农民迅速提升工作技能。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年长的人在安置的楼房里吸烟、打牌消磨时光.有人说这是小农思想，不思进取。但要反思的是，在快速的城镇化过程中，政府为他们能够“长”在城市而不是“长”在他们熟悉的土地上提供了必要的公共设施，或者安排了符合他们技能特征的工作了吗?

失地农民对城市社会缺乏认同感和归属感。社会交往范围限于狭小的同质性的农民群体之内。形成一种孤立化的、相互隔绝的、封闭性的群体存在，与城市居民的交往更多的只限于表层的业缘关系，缺少生活中的情感性互动，阻碍着其对城市的认同与归属，使农民与市民之间缺少了互动与对话，客观上形成了社会隔离状况：如果没有一个顺畅的交流平台，农民难免与城市主流、社会主流文化相疏离，成为客观上的城市边缘人。

在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下，失地农民虽然居住到了城市，但他们仍然保留有很强的农村生活习惯.失地农民对市民身份缺乏认同感。身份认同是社会认同的一个方面，它着重强调内在性认同。是人们对自身的地位、意义和利益的肯定以及人们对此所产生的相应的身份归属。作为身份认同的主体，失地农民如何看待自己的社会身份?调研中，只有24.2%的人认为自己已成为城市人，28.8%的人认为自己还是农民，而更多的人对自己的身份持模糊态度，认为自己既不是城市市民也不是农民。虽然他们具有了城市居民的身份，也渴望融入城市生活，但还没有彻底完成认同系统的转换，他们的认同系统还停留在原来的地方，这表明失地农民对自己市民身份意识还比较淡薄。对城市居民群体的认同度不高。同时，长期以来城市媒体对农民的负面报道所造成的农民形象污名化，也严重地影响着农民社会关系网络的扩大和社会资本的积累。

4.过去很长时间.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有一堵坚硬的墙，现在它们并轨了。但是，对于很多农民朋友来说，没有这项政策的时候，觉得要有这样的政策，因为这样才更平等，当真有了这个政策.恐怕要算一下到底值还是不值。

几年前中国社科院进行的一个调查，调查的近11万人，70后、60后不愿意转变为非农户口的达到80%;而80后农民工不愿意转变为非农户口是75%;如果要交回承包地才能转户口，不愿意转变为非农户口达到90%。

25岁的王双双从出生到现在户口一直都在湘潭农村。王双双认为，农业户口有优势，“我现在也能享受医保和社保，城市户口居民虽然有社保，但工作不稳定。即使在城里有固定工作，还是不想转，转户籍麻烦。”

按照相关法律，农村房屋遭到拆迁，户主将获得一定数额的拆迁补偿款。在村里，王双双听说了“拆迁的传言”。“如果我转出去后马上拆迁，就倒大霉了。”

31岁的肖田力是长沙县人，上大学前，她的户口是农业户口，上大学时户口转到学校，毕业后她想办法将户籍转回到农村。“从没想过转到城里。我在农村有田有山有宅基地，还有补助、社保。我要想去长沙市里买房一样可以。”她表示，乡里的地，她可以种果树、种菜，退休后还可以在乡里建房，她不会再把户口转到城里去了。

调查中，在被问及对城镇生活总体评价时，近八成农民工表示比较满意。然而，59.2%的农民工不愿落户城市，只有40.8%的农民工表示愿意在城镇落户，因为孩子在城里上学、工作机会多。医疗和养老也相对更有保障等。

农民工不愿在城里“安家”的主要原因是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对农业、农村的扶持力度，农民可享受各项国家补贴政策。此外，近一半农民工表示不想放弃土地和农民身份，担心转变为城镇户口后会失去原有的土地。

此外，农民工不愿进城落户的原因还有：进城生活成本高，买不起房;没有稳定工作，无法立足;农村有家人亲属，不愿离开老家;农村生活安逸，节奏慢等。

调查显示，82.9%的农民工不了解近期出台的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的政策，65.3%表示不知道城镇落户的条件。

“农业户口在宅基地、部分省市的二胎政策等方面享有较高的福利。”长期关注户籍制度改革的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顾骏说。浙江湖州德清县此前梳理的结果显示，当地城乡居民间存在33项因政策不同而产生的“待遇差异”，这些差异覆盖了居民生活、就业多个方面。在社会保障方面，农民工在城镇享受医疗保险的占3.1%;享受养老保险的占12.0%;享受失业保险的占24.3%。总体来看，进城农民享受的社会保险比例较低，如果生了大病或发生工伤事故，大部分人都将自己承担费用。

如今，伴随着土地资源的日益紧张，农民进入小城镇落户虽可以不交承包田，但拿到宅基地的可能性也会被取消。因此，权衡之下，“不放弃农村户口”仍是大多数农民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