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时维九月，序属三秋。精品学习网公务员频道为您整理了2013公安招警时政热点：电信资费下调成乌龙，希望帮助您提供很多想法。

所谓新一轮电信资费改革，是一场殷殷期盼心理下的乌龙剧

经过一个月的等待，8月底吵得沸沸扬扬的“电信资费改革”“下调电信资费”雷声大雨点小，无论是运营商还是主管部门工信部，都没见什么动作。

财新记者采访获悉，根本没有所谓的新一轮电信资费改革，它实际上是一场殷殷期盼心理下的乌龙剧。“现在的电信资费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关键问题如何规范市场竞争，使资费更简单、透明。”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阚凯力说。

资费下调无人“认领”

没有人知道“电信资费改革”“下调电信资费”的言论来自何方。财新记者找到发改委、工信部权威人士求证时，他们都有些懵，第一反应均是“没有这回事”“至少不是本部委搞的”。

实际上，在8月底传出电信资费下调的消息中，发改委、工信部均被提及。最普遍的说法是，为配合在电信行业展开的反垄断工作，发改委和工信部将在今年余下的四个月中推动电信资费水平进一步下调。

“电信反垄断?要下调资费?这不是发改委价格司说的，也不是反垄断局说的。发改委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一位国家发改委的内部人士称。

该人士解释，发改委反垄断局反的是企业在定价上有没有垄断行为，而不是价格水平。按照法定程序，一般是有人举报某家电信运营商存在垄断行为，发改委收到举报后立案调查。这主要是企业之间的事情，所以，不能将电信反垄断与消费者的电信资费下调画等号。

“发改委也乐意看到电信资费下降，但改不改革、下不下调，不归发改委管。根据最初的电信改革方案，电信资费管理主要由工信部负责，发改委只有建议权。”该人士说。

与发改委一样，作为电信资费监管部门的工信部也蒙在鼓里。工信部内部人士告诉财新记者，工信部通信发展司都不知道为什么会传出这个消息，现在也没有制定专门的政策或采取措施要进行电信资费改革。

不过，据《经济参考报(微博)》报道，工信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副局长高素梅曾透露，将展开新一轮工作推动电信资费水平下调，并会进一步研究和完善电信资费定价机制。

“这可能是一个宏观的表态，或者是媒体误读。”该人士进一步表示，高素梅是运行监测协调局的，而电信资费监管是由通信发展司负责，是否调整电信资费最终还要看通信发展司的行动。

电信资费下调的消息最早出现在8月26日。它的出现与发改委的电信反垄断联系在一起，被大众视为三大运营商应对反垄断的脱身之道。受此消息影响，当天，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股价集体由涨转跌，跌幅分别为0.3%、0.51%、0.25%。

那么，到底是不是三大运营商感受到了反垄断的压力主动降价?财新记者向三大运营商求证，三大运营商均表示不知情。中国移动内部人士透露，中国移动没有接到下调资费的通知，他们市场部还曾猜测，可能资费下调主要针对的是固定宽带，而非移动业务。

2011年底，发改委曾对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发起宽带反垄断调查。今年9月24日，发改委价格监督与反垄断局局长许昆林公开表示，将督促这两家企业进一步整改，整改期限为三至五年。

至于下一步的反垄断目标，许昆林并未指明具体的领域，仅谨慎地表示未来的反垄断将与老百姓密切相关。“石油、银行、汽车及电信这几个行业，其实是媒体提问时主动提出来的，许局长的回答只是将其纳入调查视野。反垄断涵盖的领域很广，自然也包括这四大行业。”上述发改委内部人士称，不能据此推断电信资费下调，这是工信部监管、各大运营商自主决定的事情。

如此一来，无论是自主定价的运营商，还是电信资费的监管者，针对当前的电信资费政策，现在都没有大张旗鼓进行调整的行动，“电信资费改革”的声音如一阵风吹过，过了也就算了。

资费背后的阳谋

实际上，在三大运营商的激烈竞争下，中国的电信资费每年都有下降。工信部电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副总工何霞告诉财新记者，整体来讲，综合资费下降的幅度平均每年超过10%。

据工信部测算，随着物价逐年上涨，电信业务是近年来为数不多的价格下降的产品(服务)。“十一五”期间，中国电信综合资费水平下降约42%，每年拉低CPI指数0.13至0.45个百分点。

不过，近年来用户并未感受到电信资费下降的变化，运营商的收入也在不断增长。工信部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8月，电信主营业务收入累计完成7690.7亿元，同比增长8.8%。

秘密都藏在套餐里。工信部电信研究院专家李耀华向财新记者介绍，由竞争带来的套餐现在已经成为运营商最主要的资费形态，利用套餐中的各种交叉补贴，运营商可以维持整体收益。

李耀华举例，短信的价格是0.1元/条，以前一个月发200条短信，运营商收入20元。随着市场及成本的变化，短信实际的价格可能下降为0.075元，现在发200条短信，收入就只有15元。这个时候，运营商提出“20元包300条或者更多的短信”，其短信收益并没有减少，毕竟多发一条短信增加的成本很小，何况随着移动互联网应用的出现，用户发短信的数量往往不会达到300条。

以此类推，运营商针对不同用户群体的刚性需求，会精打细算地降低单价，并给出一个高于实际业务使用量的打包总价，或者推出五花八门的附加业务，或者对超出套餐的服务收取高出几倍的价格。

实际上，一开始，运营商推套餐最大的目的是为了低价抢用户。中国移动最早将套餐运用到市场竞争中。2001年2月，原信息产业部批准了中国移动提出的移动电话资费套餐方案，包括30元-788元之间不同档位的七种资费套餐。据中国移动当时的统计，高用量客户在“手机套餐”计划下付费额度降幅达到27.4%，整个新计划的付费额度减幅在5%-10%左右。在中国移动低价策略下，其他运营商纷纷效仿，譬如广东联通推出的七档“130移动电话资费套餐”，收费水平较中国移动低10%-20%。

中国联通熟悉套餐制定的人士向财新记者介绍，基于成本及市场需求的变化，三大运营商的套餐也不断调整，现在均已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并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一种默契，不会过分降价，也不会没有竞争，“因为它既要最大限度地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又要保证运营商的收入”。

“在满足用户需求与保证收入之间，我们绞尽脑汁寻找平衡，非常不容易，”上述中国联通内部人士说，“我们也希望设计的套餐结构简单一些、数量少一些，因为多设计、推广一款套餐就多一些成本。这些都要按照市场需求来。”

据他测算，中国联通主要推广的套餐大概是几十款，还有一些细分领域的套餐，无法细算;中国移动由于是各省自主定价，套餐体系更复杂，它在每个城市的套餐都不一样，大大小小算起来差不多上万种。

能否直接降价

针对现在的电信资费状况，发改委一直希望直接降价，而不是搞花样繁多的套餐;或者是在不断调整价格上限的基础上，再允许套餐竞争。

上述发改委内部人士介绍，我国电信资费实行上限管理，即规定不能高于的最高价格，但政府制定的上限价格已逾十年。十多年间，电信成本已大大降低，各大运营商的电信资费早已远低于政府制定的上限价格。价格上限对目前的电信市场已形同虚设。

根据现行资费标准，移动电话的基本月租费为50元/月，主叫和被叫的基本通话费均为0.40元/分钟，漫游基本通话费为0.60元/分钟。如此高标准的价格上限之下，运营商腾挪转换的空间极大，也逼得用户不得不选择套餐。譬如中国移动全球通用户，若选择套餐，打电话每分钟0.17元-0.20元、接听免费;不选则按照标准资费计，拨打、接听每分钟都要0.40元。在套餐内外资费差距如此之大的情况下，尽管用户可能不会使用套餐里的数据流量，也只能选套餐。

上述发改委内部人士表示：“捆绑销售减少了用户的选择权，多年未变的价格上限实际上是放纵了运营商的这种行为。如果标准资费下调，用户用多少就付多少钱，不仅可以增加用户体验，而且还可减少很多不必要的诉讼，譬如长沙移动因未使用完的套餐流量月末清零遭起诉。”

但财新记者采访的中国联通员工对此并不认同：谁来界定下调的尺度，谁又能判定怎样的尺度才算合适?若下调尺度过大，将直接破坏运营商经营多年的套餐体系，影响运营商的收入;若下调尺度较小，也不能发挥实际的作用。

阚凯力认为，三大运营商之间存在实实在在的竞争，现在的价格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套餐也是市场竞争的手段，“应该听从市场的手指挥，政府的手不要太长、干涉太多”。

他并不同意将套餐拆开来卖：“这就好比你去商场买东西，买个大包装的东西十块钱，这个大包装里有十件东西，计算下来确实是一件一块钱，但你硬要拆开来只买一件，我就不能一块钱卖给你，肯定要贵一些，因为所有东西都是买得越多，价格越便宜。”

至于运营商为何不推单一业务的套餐，譬如只有语音或只有数据流量，阚凯力认为，如果用户有需求，运营商肯定不会放过这块市场。现在没有大力推单一套餐，应该是运营商发现这类用户需求规模较小。

中国联通内部人士亦指出：“你想得到的套餐，我们都推过，也包括单一的套餐。只是，无论20元沃卡还是2G畅聊卡，用户不买账，推广得并不好。”

可能的出路

按照绝对电信资费水平计，国外运营商的主流套餐资费比中国还要贵不少。以美国运营商Verizon为例，它的固网(包括固话+宽带+IPTV)ARPU值(平均每月每户收入)超过100美元，移动业务的ARPU值超过150美元。中国三大运营商的ARPU值大概在50-70元人民币。

“微博上经常晒一些资费对比，实际上，对比选取的资费约束条件是不同的，譬如香港推出48港元的不限流量套餐就限制在64K的网速上。”爱立信咨询资深人士告诉财新记者，用一些“非典型套餐”来对比中国的“典型套餐”有失公允，整体来说，中国的电信资费水平还算合理。

尽管成绩还算不错，但中国的电信资费发展仍存在瓶颈。阚凯力认为，中国三大运营商都是全业务运营，但基于先天基础设施条件不同，电信资费竞争中形成了天然的垄断。如移动话务一般会选择中国移动，固网宽带是“南电信北联通”，这显然不利于电信业务和资费的充分竞争。

上述发改委内部人士则将目光投在监管部门上。他将工信部与三大运营商之间的领导委任关系称为“旋转门”：运营商的老总未来可能调到工信部，工信部的领导也不知道哪一天就成了运营商的老总，所以在制定相关电信政策时会很谨慎。再加上作为行业主管部门，工信部本来就应该维护运营商的利益，降价的动力不大。

中国联通内部人士担心的则是三大运营商的大股东——国资委。作为国资委直接管辖的央企，三大运营商都背负“保值增值”的使命。在政商一体的逻辑下，一旦整体收益减少，不仅过不了国资委年度考核关，运营商领导者未来的“仕途”也不会好看，“一旦降价，亏损了，国有资产流失了，谁负责?”

“国企体制是绕不开的，从国有资产升值的角度，自然是资费越贵越符合股东利益;从消费者角度，则是最好能像德国的信息高速公路那样免费。”北京邮电大学王立新教授对财新记者说。

上述发改委人士认为，从监管角度，发改委的目标是稳定物价，工信部的天职是维护行业发展，国资委则要管好国有资产，在不同的诉求下，三大部门博弈很难得到一个合理价格，所以才会出现上限价格多年不变的现象。

德电咨询市场营销部咨询总监陈少华认为，随着OTT对运营商的冲击越来越明显，当运营商全面转向流量经营，收入结构将会改变，短信、语音业务的重要性大幅下降。威普咨询全球副董事侯成芬也认为，从全球看，这种趋势已很明显，譬如美国运营商Verizon宣布语音免费，还有很多运营商提供纯粹的语音套餐包几近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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