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精品学习网提供公共基础知识——科普屏障缺失 “占卜风”无人设防，供考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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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有些中学和大学，部分学生每天用星座、纸牌和“笔仙”来“探询”自己的吉凶祸福，严重者甚至“走火入魔”，导致伤人或害己。在社会上，测字、看运势、批八字等封建迷信活动也有“死灰复燃”之势。

不少专家和社会教育工作者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固然与学生们面临很大的升学、就业和竞争压力有关，但也与我国全民科学素养不足和近年来科普创作萎缩有很大关系。

愈刮愈烈的“占卜”风何时休?

随着时代的发展，生活节奏的加快，竞争的日趋激烈，升学、就业的压力和复杂的人际关系让人们感到迷茫、困惑、苦闷和压抑。值得注意的是，迷信之风在中小学也有蔓延之势。记者近日在天津、南京、哈尔滨等地采访时发现，很多青少年都喜欢用星座、纸牌和“笔仙”来“追问”自己的运程，并争相传阅和购买一些占卜类书籍。

“每天，我早上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查询星座，然后根据星座内容来安排自己一天的学习和生活。星座就象一个路牌，告诉我尽头是什么;我提前知道这些可免受许多劳苦。”哈尔滨市某中学高一学生贾旭(化名)告诉记者，她对星座算命几乎已到了迷恋的程度。

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与江苏省城市经济调查局不久前开展了一次相关的联合调查，结果显示，16.23%的人表示相信“星座预测”，其中绝大多数是以高中生、大学生为主体的青少年。北京市科协在10所中学进行的一项调查则显示，85%的学生算过命。

现在迷信之风不仅在校园盛行，在校园外更加肆虐。在城市和乡村，人们不时可以见到摆摊占卜算卦者，在公园和其他旅游景点，电脑算卦则比比皆是，而互联网上占卜算命、星座运势的网站更是多如牛毛。不仅普通百姓相信占卜、算卦，不少干部和企业老板对此也是深信不疑，纷纷高薪聘来“大师”，为每次出差进行吉凶占卜，甚至直接插手管理事务。

看到众多的人热衷于算命，痴迷于星相占卜，人们不禁想起我国著名的科普作家高士其的那些科普作品。他把科学、文学与哲学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创作出了大量的科普经典之作，如《菌儿自传》、《细菌与人》、《抗战与防疫》、《细胞的不死精神》，以拟人的手法、生动的语气，让人读到了“细菌国度”热热闹闹的生活。通过阅读类似的科普作品，很多人认识了科学，明辨了是非。

面对社会上的迷信风潮，人们不禁要问，“高士其们”哪里去了?《十万个为什么》这样的科普读物为啥越来越少了?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长苏宜对此进行分析后认为，迷信活动既与人们缺乏科普知识以及媒体和商家的渲染与炒作有关，也与我国全民科学素养不足和近年来科普创作萎缩不无关系。

在目前流行的占卜算卦方法中，存在着许多明显的漏洞。记者注意到，按照一些网站星座算命的说法，人出生的时候太阳正在哪一个星座里运行，该人就属于这个星座，他(她)的一生祸福，性格、能力、财富、情感等等就和这个星座有关。

苏宜理事长对此进行批驳说，按天文学对星座区域的正规划分，黄道穿过的星座不是12个，而是13个，即在天蝎和人马之间还有一个蛇夫座。对照太阳每年进入黄道13宫的日期和时间与部分网站上的个人星座表就会发现，首先，后者将人马座和室女座错误地称为射手座和处女座。其次，细心的人会发现，后者在时间和相应星座划分上基本上都是30天，这是错误的，原因是根本没有顾及实际星座有大有小，更没有考虑黄道上有13个星座的情况。第三，后者所列日期大致符合2000多年前古希腊时代的太阳运动位置，而现在早已差之甚远了。总之，这些网站上所谓的个人星座根本不是其出生时太阳所在的真实星座。

苏宜告诉记者，在他的学生中，一些人总是让他帮忙指认天上属于自己的星座，殊不知西洋迷信所说的“星座”与他(她)们学会辨认的天上的真实星座，其实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赵之珩介绍说，所谓星座是人们从地球上观看太空时看到的星星排列的形状。为了把这些形状具体化，古人把星星的排列形容成动物或物体。在人们的肉眼里，感觉星座里的星星排列很近，事实上星座内的各个星星距离很远，相差几十光年甚至几万、几亿光年。所以，从科学角度讲，星座与人的命运丝毫没有联系。人们可以把星座当作一种游戏，但不要过度沉迷于此;人的命运应该由自己来把握。

封建迷信活动在国内还存在相当大的市场

长期从事科普工作的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王思潮指出，我国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国家，特别是在一些不发达的农村地区，各种封建迷信活动还有相当大的市场，一些“伪科学”披着科学的外衣在社会上兴风作浪。对于科普工作者来说，其工作的艰巨性并不在于普及一点科学知识，而在于怎样使科学精神深入人心，从而帮助他们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因此，科普创作非常重要，否则，科普工作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养就成了一句空话。

迷信流行之风凸显我国科普创作之痛

实践证明，培养全民的科学意识，在社会树立讲科学的风气离不开科普创作。但记者在与一些科普工作者座谈时了解到，科普创作队伍青黄不接、科普资金投入不足、发表作品阵地日渐萎缩和科普读物市场不景气等问题严重制约了我国的科普创作工作。

近年来，我国已基本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科普工作格局，增强了科普工作的群众性、社会性和经常性。但作为科普工作“源头”的科普创作目前却面临着诸多困扰。

首先，我国科普创作队伍青黄不接，人才断档严重。据记者了解，作为科普创作主力军的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共有2000多名会员，其中60%的会员在50岁以上。天津市科普作家协会目前有会员400人，其中60岁以上的占65%，40岁以下的仅占10%。

天津市科普作家协会秘书长刘彦玲说，在一些科普作者笔会上，年年见到的都是一些人们所熟知的头发花白的老者，鲜有年轻作者的新面孔出现。很多当年的“高产”会员，随着他们年龄的增大和知识更新速度的减慢，如今已很少写出有分量的作品。

天津市科普作家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尹怀勤说，高校和研究院所都是科技工作者云集的地方，但由于写科普文章不能作为评职称、晋级的依据，实际上是“名利双无”，所以很少有科研工作者热心写作科普文章或发表科普作品。

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科普阵地和科普读者群日渐萎缩，是科普创作面临的最大障碍。刘彦玲告诉记者，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全国很多报纸都辟有“科学与生活”类专栏，但由于科技版的读者群相对较小，相对于文化、经济、体育等版面并不占有优势，现在很多报纸都取消了此类版面。其后果是，科普创作缺少了自己的根据地，科普爱好者缺少了自己投稿的阵地，科普作家协会组织的创作活动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在期刊方面，天津科普作家协会常务理事林放介绍说，20世纪80年代时，全国有科学与生活类科普期刊22个，发行量都在10万份左右，而现在这些科普期刊所剩无几，很多科普作家无奈改行。林放指出，随着科普期刊杂志的萎缩和新兴媒体的出现，一些读者的阅读领域发生了变化，再加上升学的压力，很多青少年根本没有时间阅读科普读物，科普读者群也日渐萎缩。因销路不好，很多出版社不愿出版科普作品。

而有关部门对科普工作重视不够，资金投入过少，也是科普创作发展的障碍之一。以天津科普作家协会为例，该协会在20世纪80年代成立之初，得到了天津市科协的大力支持，开展了大量工作。但自1994年2月之后，由于种种原因，科普作家协会既失去了经费来源，也没有了专职人员。科普作协曾希望邀请一位相关部门的领导担任负责人，但当这位领导听说担任这个职务既无活动经费又无工资待遇时，马上一口回绝。十余年来，科普作协主要靠一批老专家在进行无私奉献，否则早就解散了。

面对社会上封建迷信活动的泛滥，很多科普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都感到痛心疾首，他们认为，没有让人们接触到必要的科普知识，才给了“伪科学”和封建迷信以可乘之机。今后，国家应该加强科普投入，在考核科技工作者的业绩或为他们评定专业技术职称时，应该把其所创作的科普作品作为一个重要依据，或采取将若干篇科普文章折合成一篇学术论文的办法，鼓励科技工作者从事科普创作和科普理论研究。

此外，应把“科技写作”列入大学的教育计划，以培养出更多的科普创作人才，逐渐建设起一支专兼职结合的高水平的科普创作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