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精品学习网公务员频道提供社会良序更多依靠社会自治与自律(3)，供考生参考。预祝大家考试顺利!

维护社会稳定，要从以堵为主转为以疏为主。

文汇报：政府角色调整和转变的目标，是不是就是您一向倡导的“善治”?

俞：对，我所说的“善治”就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治理。其实质是国家与社会两者关系的最佳状态，或政府机关与社会组织在公共治理中的良好合作。我一直强调，要特别重视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不可替代作用。“公众参与，社会协同”格局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健康有活力的社会。因为人民群众参与公共管理，不是无组织、杂乱无章的，而是有序的参与。社会组织是公众有序参与的必经环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组织发展十分迅速，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日益重要。目前在各级民政部门正式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超过40万，实际存在的社会组织可能超过300万。政府与社会组织不应当相互对立，而应当是建设性的合作伙伴，共同承担起社会治理的责任。这不仅可以降低政府管理社会的成本，提高管理的效率，更重要的是可以建立公民与政府的相互信任，限制政府公共权力的无限扩张，维护和实现公民的政治权益。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相适应的只能是社会主义公民社会，我们应当努力建设一个健康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社会。

公众意识提高推动社会进步

文汇报：社会自治有赖于社会公众的现代意识。在您看来，目前条件下我们的社会公众有了哪些进步，还存在哪些不足?

俞：在政治发展的现阶段，社会治理的好坏主要还是取决于政府。几年前，我在贵报就发表过一篇文章，好像标题就是“善政是善治的关键”。但是，从长远看，如果还政于民是人类政治发展的理想目标，那么，公民的作用必将变得日益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公民的意识和素质决定着人类的政治发展进程，对于社会自治来说就更是这样，因为社会自治的主体就是公民自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公民意识和素质方面，最重要的进步是权利意识和法治意识大大觉醒，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政治价值观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当多数老一代人还在用传统的民本政治价值来评价现实政治进步时，多数年轻人已经用自己的民主政治价值来衡量政治发展了。例如，老一代人如遭受冤狱，通常会在昭雪时对党和政府千恩万谢，但年轻人发生类似的情况，首先想到的通常是向政府索赔。对于公民身上存在的问题，大体说来，对于改革开放前成长的那代公民来说，主要还是权利和法治意识要继续增强;而对于改革开放后成长的年轻公民来说，主要是责任和义务意识要相应提高。

文汇报：应当看到，公众参与社会管理，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草根服务草根”的现状;一些掌握较多社会资源的人士，在网络特别是微博上很投入，但对于政策法令公开征集意见和建议却不够热心。在您看来如何改变这一现状?

俞：中国的网络政治有许多特色，最大的特色就是有这么多的网民关心政治，通过网络参与政治，近年来多数重大的政治事件是通过网络形成的。其次就是你提到的这种情况，低层参与的热度高，“草根服务草根”。我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有两个，首先是制度性的公共参与渠道不够畅通，大家只好挤到网络上来。其次的一个特色是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开始向社会公示，让公众参与。如推行政策听证制度和决策咨询制度，这是在民主决策方面的一个重要进步。但毋庸讳言，许多制度尚不够完善，或流于形式，或缺乏法律保障。因此，要改变这种状况，责任首先在政府。党和政府要努力扩大公民有序参与的制度性渠道，有序参与少了，无序参与就必然增多。要改革和完善民主决策的制度机制，使听证、公示、咨询、责任等制度真正发挥实际的效果。当然，对于公民来说，也要更加重视制度性的参与渠道，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公共治理。

文汇报：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曾经备受学界关注。在您看来，在创新社会管理过程中，整个社会是否应当进一步加强风险社会的意识?

俞：全球化时代也意味着风险社会的来临，这是贝克和吉登斯等社会学家的观点。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全球化意味着风险传播和扩大的概率大大增加了。但这与政府管理创新的风险还不是一回事。任何创新必然会有这样那样的风险，政府创新的风险可能会更大。因为在我国现实政治环境下，政府创新的风险不仅仅是政策失误所导致的人民利益受损，更大风险在于可能犯“错误”。所以，政府的改革创新虽然意义特别重大，但却尤其不容易。一方面，我们要想方设法将改革创新的风险降到最低，使人民群众在改革创新方面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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