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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舆论关注的“南京虐童案”，昨天在江苏南京浦口区法院开庭审理了12个小时后休庭。法庭上，被害儿童养母李某否认犯罪，认为“并没有打得那么重”，打人只是“出于教育的目的”，“改一下他的恶习”，对鉴定程序提出异议并申请重新鉴定。

本案审理尚未结束，被告人是否构成故意伤害罪，是否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及承担多大的刑事责任，还有待司法机关基于证据进行理性判断。但是作为一起家庭教育不当引发的刑事案件，本案被提起公诉并进入庭审程序，具有一定的方向性意义。以往，我国刑事司法机关很少介入家庭暴力事件，构成犯罪的也一般是受害人提起自诉，公诉机关主动提起公诉的并不多见。本案在一定意义上表明，对于家庭内部的虐待行为，司法机关将不再沉默。

当然，案件本身尚需“就事论事”，切忌将虐童的普遍社会情绪加诸个案之上。从舆论关注的细节看，公诉方基于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提出的“从宽处罚”建议，与被告人拒不认罪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媒体所侧目的“打多长时间记不清了”“收养手续所用证明被指伪造”等，也容易引起公众对于被告人的谴责，这种道德指责很容易形成法律上的先入为主的判断，甚至造成司法结果与社会预期的紧张。

说一千道一万，个案中的司法程序需要排除各种情感因素，作为大众理应明白：被告人不认罪甚或狡辩，都是法律赋予其应有的权利，不可被司法机关剥夺，也应得到我们的尊重。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如果构成犯罪，又该如何在综合利益均衡下作出恰如其分的处罚，都需要依据详细的事实证据，并在平和开放理性的法律程序上作出合乎逻辑的判断，而不应受到其他有关道德评判细节的影响。只有建立在客观中立理性谦抑基础上的司法，才能为家庭关系的法律调整提供更持久的救济保障。

一旦将目光从对司法结果的习惯性审视移开，我们就不难发觉该案开审的另外一层价值：作为公权力的刑事司法对于家庭内部关系的介入，其实触及的是中国式家庭教育的积弊，是深藏中国家长内心的教育理念和习惯性思维。在我们的传统育人文化里，“不打不成器”“棍棒底下出孝子”乃是遗传不绝的“经验”之谈。即便是在今天，即便是在现代化的文明都市里，“打”依然是一种有效的教育方式。只不过，更多的家长把握住了分寸，没有让自己的行为陷入司法评价的险境。

“打”的教育理念，说到底根源于传统的父子关系结构，父母将子女视为自己的财产，所以拥有处置权。而司法的介入，恰恰是将儿童从父母的私有财产归属下解放出来，将其还原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和法定权益的人。这种司法介入，实际上承担着对传统家庭教育模式的挑战。而公共舆论真正需要挖掘的社会价值就在于：进入司法程序的虐童案件，在厘清家庭教育手段的合法与违法界限的同时，更应反思我们的教育方式该如何对接现代文明。真正将孩子视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这是现代教育的起点，也是现代司法介入家庭教育案的目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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