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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的意见》，强调着眼于完善公安执法权力运行机制，保障执法质量和执法公信力不断提高。随后公安部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中央会议精神，并审议通过了《公安机关执法细则(第三版)》等有关改革文件。不难预见，未来公安机关执法将更加规范，执法过程“可见度”将进一步提高。

就改革而言，公安执法规范化议题被提上中央深改组会议，足见中央对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从长远看，推进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不仅仅是为了回应现实中出现的警察执法负面舆情，也不仅仅是为了应对公安执法面临的挑战;在更宏观的层面上，这是为了适应全面依法治国对公安执法的新要求，确保公安机关依法有效履行职能使命，以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执法活动、每一起案件办理中都能感受到社会公平正义。

近年来，随着社会转型中矛盾的增多，公共安全治理压力剧增，公安机关越来越面临着执法上的诸多挑战。一方面，现实中一旦曝光警察暴力执法、封闭执法，舆论就会质疑和批评警察权被滥用;另一方面，当公众的人身安全陷入困境、公共秩序出现混乱，舆论又会指责警察失职渎职。这种看似“两难”的舆情，让公安执法面临权威性与有效性的双重挑战，也深刻影响到公安机关内部的职业认同感和获得感。

舆情的集中爆发固然有不少情绪宣泄的非理性成分，但也为我们提供了反思执法制度的契机。究竟如何确保公安执法的正当性、合法性，同时又能提高公安执法的有效性?深化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无疑是基本路径，中央的《意见》也从各个方面对此作出了系统设计。加强执法管理、规范行为标准、力推过程公开、强化实战演练，都不失为促进执法规范化的良好措施;而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问题，还是执法队伍的专业化建设。

目前，我国公安执法建设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立法赋予的多样化执法职能与警察的素质能力之间的矛盾。立法确立的是一种“大警察部门”，其职权范围包括公共治安、户政管理、刑事侦查、安全警戒等，不同类别的职权差异性较大，对执法者提出了不同的专业要求。但现实中，公安执法组织没有完全按照职权进行科学分类，警察执法专业能力不足，难以适应复杂社会治理的需要。例如基层派出所，几乎承担上述所有的一线执法职能，而在基层警察队伍建设上，却往往缺乏完善的分类管理和专业训练。

以广受关注的警察涉枪案为例。从一系列个案看，在警察配枪、用枪上虽然不乏明文规定;但从专业化角度分析，还没有完全纳入分类管理和训练当中。尤其是在什么情况下配枪、什么情况下拔枪、什么情况下鸣枪示警、什么情况下射击非要害部位、什么情况下当场击毙，需要在平时大量的实战演练中去培训执法者对危机情势的准确判断，以娴熟的经验做出合法正当有效的选择。现实中诸多看似不同的警察执法问题，都离不开执法专业化能力的增强。换句话说，倘若内功练不好，再多的外在约束和监督可能也效果有限。

因此，适应社会管理专业化、精细化要求，公安执法应当在确立基本的准入条件基础上，按照所承担的不同职能对警察进行科学分类，设计不同的专业标准和培训管理制度。这种分类管理的执法队伍专业化建设，是公安执法规范化、法治化的基础，也是提高公安执法公信力、增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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