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国考准考证打印即将开始，你还记的准考证打印的时间吗?下面2016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模拟试卷及参考答案详解的文章希望对大家有帮助，赶快阅读吧。

注 意 事 项

1. 本题本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考试时限为180分钟。其中，阅读给定资料参考时限为40分钟，作答参考时限为140分钟。满分150分。

2. 请在题本、答题卡指定位置上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填写自己的姓名和准考证号，并用2B铅笔在准考证号对应的数字上填涂。

3. 题目应在答题卡上作答，在题本上作答的一律无效。

4. 待监考老师宣布考试开始后，考生才可以开始答题。

5. 待监考老师宣布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作答，将题本、答题卡和草稿纸都翻过来放在桌上，待监考老师确认数量无误、发出离开指令后，方可离开考场。

6. 试题答错不倒扣分。

7. 严禁折叠答题卡!

给定材料

材料1: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农村尚有7017万贫困人口，约占农村居民的7.2%。“扶贫开发工作依然面临十分艰巨而繁重的任务，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形势逼人，形势不等人。”

2014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为7017万人，其中河南、湖南、广西、四川、贵州、云南6个省份的贫困人口都超过500万人。

全国不仅有14个连片特困地区，除京津沪3个直辖市外，其余28个省级行政区都存在相当数量的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群众。

全国还有20多万人用不上电，数千万农村家庭喝不上“干净水”，全国还有7.7万个建档立卡的贫困村不通客运班车，83.5万个自然村中，不通沥青(水泥)路的自然村数33万个，占39.6%。贫困人口中因疾病导致贫困的比重超过40%，需要搬迁的贫困人口近1000万。

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召开部分省区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把握时间节点，努力补齐短板，科学谋划好“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工作，确保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脱贫，向全国全世界立下了扶贫攻坚决战决胜的军令状。

材料2:

很难让人相信，在离北京100多公里以外竟然有如此贫困的地方——住泥房、吃粗粮、一家人找不出几件像样的新衣裳，更让人难以想象的是这样的贫困还并非个案，而是连接成片的村、县。在世界上大多数现代化国家的首都周围，都有着一个和首都共享繁荣富裕的“首都圈”时，为何唯独北京周边却环绕着这样一条贫困带?

保定市涞源县东团堡乡北李家庄甸坡村村民刘小儿，36岁，家里有一亩地，因为气候条件限制，只能种玉米和土豆，此外还有20多只羊，多是政府给的，当地政府的扶贫项目就是每年每家给几只羊，2014年一只羊可以卖700元左右，此外，全家再没有其他收入了。

事实上，整个“环首都贫困带”基本上都处于燕山、太行山地区，自然条件差——山区、寒冷、降雨少(年降雨量不足400毫米)，历史上就是落后地区。以张家口著名的贫困县赤城为例，赤城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山峦耸峙、沟壑纵横，山地面积较大，山坡上光秃秃的，连绿化都难，更别说长庄稼。该县原本耕地面积89万亩，由于近年来退耕还林近25万亩，真正能用于作物种植的面积只剩下50 多万亩，人均耕地不足3亩。粮食基本靠天收，灾年只能靠救济。

作为首都水源地和生态屏障，有关部门要求河北的一些地方，山区全面禁牧，严格控制高耗水农业，大规模关停高污染企业等。以赤城县为例，其是河北省的资源大县，境内矿产、水利、林牧业资源都很丰富。其中赤铁矿和磁铁矿储量均居全省第二位，沸石矿储量居亚洲第一。但是，由于赤城地处北京的上风上水区，供应了密云水库53%的上游来水，近几年，赤城县对资源开发实行了限制政策，共砍掉70多个可能造成水源污染的经济合作项目，造成每年利税损失近亿元;关停、压缩了59家企业，近千人因此下岗。

“一直以来，赤城县都在保卫首都、服务首都，付出的很多，却没沾上北京什么光。”赤城县发改局一位官员的抱怨，差不多成了很多河北官员、学者的“标准口径”。要求北京对张家口、承德等北京供水区域进行生态补偿的呼声，呼喊多年，至今不绝。在 2005年之前，这一呼吁一直未得到北京的响应。“很多时候，跟北京官员一起开会，河北人一说起张家口、承德为北京做出的牺牲，还未来得及要补偿，北京的官员就会打断河北的发言，说河北、北京都是为了首都、为了中央。”张家口市发改局这位官员告诉记者。

在伦敦、巴黎这些首都周围，能够形成大都市区，主要是因为大城市的扩散效益。当然，北京也在释放扩散效应：无论是近一点的燕郊的地产业，还是廊坊的物流业、涿州的医疗业，都是北京扩散效应的显现。即便是更远一些的“环首都贫困带”地区，也已显现出北京扩散效应的苗头——比如怀来的葡萄酒业，张北音乐节的成功和崇礼滑雪度假产业。尤其是随着北京联合张家口申办2022年冬奥会，北京至张家口、崇礼的高铁项目将很快启动。

但北京的扩散效应遇到一个问题是受到行政因素限制。就行政限制而言，扩散效应首先需要北京在交通等基础设施层面与周边地区做到尽可能的方便，但恰恰在这方面，北京掣肘尤为明显。在修路上，北京对与河北连接不积极，“断头路”比比皆是——有消息称，目前河北与京津之间仍有18条断头路和24条瓶颈路。而燕郊与北京之间的高速不连通、地铁不贯通的交通阻隔，天下皆知。其次，即便修了路，也不意味着能方便往来——广为人诟病的车辆“进京证制度”，实施已久。

材料3：

前不久，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王国良表示，针对国家扶贫重点县只进不出或进的多、出的少的现状，要研究可行的贫困县退出机制。

在王国良提出的“一揽子”计划中，包括将推进降低贫困县GDP考核权重，转向主要考核扶贫工作的改革，并研究可行的贫困县退出机制。“当初为了评上国家级贫困县，大家都在努力，特别是处在贫困标准边缘的县，如果没有过人的实力，很难争取到贫困资格。现在想让大家退出去，估计没有人愿意。”湖南省某贫困县政府办公室主任陈立告诉记者。

以2002年被纳入国家贫困县名单的河北唐县为例，唐县享受的扶贫政策有三部分。第一，来自国家的专项扶贫资金，唐县2011年的专项扶贫资金达1900多万，是2010年的两倍多;第二，唐县贫困村的龙头企业和农户可享受贷款贴息，贴息的资金同样来自于专项扶贫资金;第三，转移支付。单纯依靠县财政，公务员、事业单位员工工资原本拿不出来，要靠国家财政实行转移支付。2014年，我国扶贫投入力度进一步加大。中央财政综合扶贫投入2996亿元，比上年增长31.9%。平均到592个国家级贫困县，每个县总体受益约为5亿。另据《中国经济周刊》报道，有了“国家级贫困县”的名头，各县在水利、交通等各部门争取投入变得名正言顺，而这个资金扶持力度是专项扶贫资金的十倍。

有的县早“脱贫”了也要千方百计申报贫困县。以黑龙江省海伦市为例，2010年11月，该县正式申请上报贫困县，其申请报告数据显示，全市农村贫困人口近17万人，年人均纯收入不足1300元，70%的农户靠借款维持生产生活，扣除人员工资，全市财政收入亏空高达3.5亿元。2012年初，黑龙江省政府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正式公布，海伦市“新晋”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行列，一举戴上了“贫困帽子”。海伦市位于黑龙江省中部地区，是一个拥有80多万人口的传统农业大县。“十一五”(2006年-2010年)末，全市农民年人均纯收入6695元，年均增速高达19.5%。但为了挤进“国家级贫困县”行列，不惜修改数据。

由于综合经济实力突出，除了连续多年入选“西部百强县”榜单外，富源也多次被云南省政府表彰，连续4年获评“云南省县域经济发展先进县”。正是这个区域经济“先进县”，将“国贫县”的帽子戴了整整10年，并且还将继续戴下去。

贫困县未必贫困的现状还是成了大家心照不宣的常态。走进一些贫困县你会发现，所见所闻与贫困恰恰背道而驰。不管是安徽穷县望江建6000多万元的奢华办公大楼，还是湖北十堰郧西县，掏上百万元打造“世界第一牛”铜塑，都能让人感觉到一股“炫富”的气息。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立雄指出，对更多的贫困县来说，不想退就不用退仍旧是目前的普遍现象。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国家在将名额分配到各省之后，并没有明确贫困县的退出机制，缺乏动态的评估体系，评上贫困县之后再想摘下来就没那么容易;另一方面，贫困县在很多地方的退出属于自愿，由贫困县自行申报“摘帽”，鉴于这顶帽子的“含金量”，许多县尽管已经脱离了贫困，仍抓住不放。

目前国家贫困县的评定采用的主要还是2001年的“631指数法”，贫困人口(占全国比例)占 60%权重;农民人均纯收入较低的县数(占全国比例)占30%权重;人均GDP低的县数、人均财政收入低的县数占10%权重。其中：人均低收入以1300 元为标准，老区、少数民族边疆地区为1500元;人均GDP则以2700元为标准，人均财政收入以120元为标准。这种人均GDP的量化标准，曾是贫困县评定的一次进步。然而现在看来，正是这种人均GDP的标准，让贫困县难以走出尴尬。

“在现有的贫困县中，有相当一部分量化指标是达标的，但实际上这是按面积和人口来看。如果落到实地，有几个贫困县全县都会是贫困的人?经常会出现部分市民生活条件优越，而另一部分却长期处在贫困线以下。反而是这部分极度贫困的民众为贫困县的人均 GDP指标达标立下‘汗马功劳’。”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告诉记者。

陈立告诉记者，自己所在县为评定不久的第三批贫困县，等到考核政策和退出机制生效可能还得好几年。而就算中央对贫困县不再考核GDP，但对地方来说，无论是贫困县上头的市政府还是省政府，每年总结时仍会把贫困县单列出来，作为拖后全省、全市GDP 的典型。如果地方上追逐GDP的风气没有改变，仅是针对贫困县取消GDP考核，并不能改善目前以GDP定成败的地方发展现状。陈力说，此时如果要求处于贫困标准边缘的县退出，无疑将置退出的贫困县于更为贫困的绝境。那么，地方上为了留住贫困资格，其对于贫困审计数据的勾兑仍将持续，一边是惨淡的贫困县经济数据，一边是优异的百强县经济成果的现象或将再次出现。

对于何为可行的贫困县退出机制，刘俊海认为，首先要从评定标准入手。如果存在模糊人口的人均数据始终是评价贫困县的唯一标准，那么类似准格尔旗这样最终都未从数据上脱贫的地区将难以实现贫困县的合理退出。而正如王国良所说，降低贫困县GDP考核权重，转向主要考核扶贫工作的改革，那将会对扶贫工作的监督部门形成新的挑战。刘俊海指出，不解决扶贫工作监管责任难以落到实处的问题，就难以保证未来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也就更遑论其后退出标准的制定与退出机制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