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学科的性质和任务规定了人格教育应成为体育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新颁布的《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基本理念之一：坚持“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以促进学生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能力整体健康水平的提高为目标，构建技能、认知、情感、行为等领域并行推进的课程结构，将增进学生健康贯穿于课程实施的全过程。新大纲强调“学会通过体育活动等方法调控情绪;形成克服困难的坚强意志品质;正确理解体育活动与自尊、自信的关系”，提出要“提高对个人健康和群体健康的责任感，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发扬体育精神，形成积极进取、乐观开朗的生活态度;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具有良好的合作精神和体育道德”。

7.在美国，每年出版1200种有关体育健身和竞技运动的图书，出版300多种体育杂志，全国3家电视台全年用于播放体育的时间为1500小时。发达国家为加强宣传效果，根据不同时期的国情，提出了旗帜鲜明的口号。美国的口号是“与其依赖药物，不如依赖体育锻炼”，德国的口号是“大家共同锻炼”，法国的口号是“为了心脏的健康而锻炼”，澳大利亚的口号是“体育锻炼能改变你的家庭生活”。

大众锻炼的形式不拘一格，丰富多彩。澳大利亚推行“找30分钟”活动，号召全国每人抽出30分钟进行积极休息;比利时推行“每家一公里”活动，即每个家庭成员都参加跑步，总长不少于1公里;日本举行“体育与余暇活动节”，举行多种活动。

对于体育活动的经费问题，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制定相应的筹资办法。在日本，资金来自3个方面，政府拨款、单项协会的上缴以及企业赞助。在德国，主要来自于俱乐部会费、体育彩票、体育赞助以及体育广告收入。

国际大众体育宣言中指出：要建立适合人们需要的、足够的、向所有人开放的体育与娱乐设施。日本近年来大众体育方兴未艾，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之所以出现如此盛况，与其国家在大众体育上的投资密切相关。据20世纪90年代初的统计，日本有运动场约5万个，体育馆约5万个，游泳池约4万个，室外网球场约3万个。在此基础上，1995年国家对终身体育的投资预算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体育设施123157亿日元;建立和完善学校体育设施、完善终身体育推进体制1145亿日元;充实各地终身体育活动13104亿日元;举办奈良全国体育娱乐节1184亿元;派遣社会体育指导员11125亿日元，总计达159195亿日元。

8.“村里有了健身园，这日子更有滋味了。”43岁的村民Y说。虽已入冬，可每到傍晚，天津静海县大丰堆镇前树村的健身园里却很热闹，在灯光球场打篮球，在场地上扭秧歌，棋牌室、老人活动室也是人头攒动。

前树村的场景是津郊静海“文化兴县”、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和全民健身的一个缩影。静海县体育局局长陈洪文介绍，全县384个行政村已有95%建成体育健身园，市、县、乡(镇)、村共投入1424万元配备体育设施。

就在Y所在村子不远，天津健康产业园区的建设如火如荼，2013年东亚运动会配套场馆和设施建设进入尾声。除了东亚运动会，2012年全国大学生运动会、2017年全国运动会也将在天津举行，静海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

以举办国内外重大赛事为契机，着眼于城市布局与发展，天津“十二五”规划提出在静海团泊新城建设一座集体育、医疗、教育、康复、养老等为一体的健康产业园区。静海县县长冀国强说，健康产业是未来城市发展的黄金产业，也将为群众性公益体育事业持续发展提供更多更好的保障。

发展全民体育，离不开市场化的力量。以江苏无锡的围棋为例，围棋运作的市场化使得围棋日益普及。该市棋类人口约有10万，其中围棋人口尤为发达，约有6万人，仅学围棋的孩子就达到了3万多人。

也就是说，这些年中国很多体育运动项目的兴起和发展，是一种多元化发展模式的产物，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举国体制。多元化模式的出现，从根本上是因为市场化力量的崛起，尤其是全民体育的发展在市场经济领域体现为日益增长的体育性消费力量。正是由于经济的持续发展，民众日益“有钱，有闲”，体育产业的巨大潜力被决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决策层看在眼里。国务院2010年年初出台了体育产业振兴规划。

市场化还应该出现在体育事业公共服务上。加大政府对于体育公共服务的投入，是要纠正多年形成的“重经济，轻社会”的发展思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某些环节可以采取市场化方式，而民众对于公共服务的需求，需要多元化力量来满足。

9.一个现代社会，全民体育究竟意味着什么?强身健体，只是发展全民体育的直接效果。发展全民体育，最终是为了增强民众的现代社会的公民意识。

在100年前，中华民族追求独立自主、国家富强的过程中，现代体育曾经被先贤们看作是培育国民国家意识的重要方法。从严复、梁启超到孙中山，都十分强调体育对于培养现代国民的作用。毫不奇怪的是，在追求现代国家的过程中，同时伴随出现的是这个民族对于现代体育的追逐。20世纪初期大量体育团体的建立，各种地方性运动会的举办，沿海若干城市中的所谓“万国运动会”，特别是全国运动会的举行和远东运动会的参加，都在强化着人们的国家和国民意识。

正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国人的志愿精神第一次完整展现在世界面前。以北京奥运会和汶川地震为标志，2008年成了中国志愿者元年。自然灾害是偶然的，但体育赛事年年有，体育运动天天有。志愿精神的成长是中国社会公民意识成长的先声。

重新回味下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初衷也许是有好处的。其创始人顾拜旦曾说：“当今世界充满发展的极大可能，但同时也存在着危险的道德败坏。奥林匹克运动能建立一所培养情操高尚与心灵纯洁的学校。”现行的《奥林匹克宪章》中写道：“奥林匹克主义是增强体质、意志和精神并使之全面发展的一种生活哲学。奥林匹克主义谋求把体育运动与文化和教育融合起来，创造一种以乐于付出努力、发挥良好榜样的教育价值并尊重基本公德原则为基础的生活方式。”

奥运老人何振梁对此深有体会。在北京奥运会之前，他曾经说过这样一段发人深省的话：“延续了几千年的人治与宗法社会，留给我们的不是规则意识而是‘潜规则’意识。它不是冠冕堂皇的正式规定，却支配着现实生活的运行。不讲规则或讲‘潜规则’在现实中流行着，这对青年一代法纪意识和道德意识的培养是很不利的。严格意义上讲，公民是生活于法治社会的社会成员，与法治社会相适应的是公民的规则意识，即依照法律、规章、契约办事的意识。在公民意识教育中，应特别强调规则的教育，要让学生懂得，规则是硬的，不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什么时候中国人都讲规则了，中国也就踏进了法治社会的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