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4

2008年10月至2009年7月，位于苏州工业园区的联建(中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建科技)开始在其供货商美国苹果公司的建议下使用价钱更便宜、清洁效果更好的正己烷替代酒精等清洗剂进行擦拭显示屏作业。正己烷是一种化学溶剂，它的挥发速度比酒精快，擦拭玻璃的效果也比酒精好，但是具有一定的毒性，会通过呼吸道、皮肤等途径进入人体，长期接触可导致人体出现头痛、头晕、乏力、四肢麻木等慢性中毒症状，严重的会损害周边神经系统，并延至脊髓，导致肌肉萎缩、瘫痪，甚至死亡。

2010年2月下旬，联建科技百余名员工正己烷中毒，当时数据显示，在整个“正己烷中毒事件”中，直接或间接涉及2742名员工，共有134人受影响。联建科技一位负责人承认，使用正己烷来代替酒精擦拭显示屏，主要是因为正己烷比酒精挥发速度快。如果按照酒精挥发速度只有正己烷的1/4计算，使用酒精擦拭一个月的产量仅75万—90万个，比使用正己烷少生产225万—270万个。

联建科技监管部门苏州工业园区安监局称，联建科技于2008年9月进行了职业危害申报，但并未申报使用正己烷。2008年10月，公司在大量使用正己烷后，也始终未向园区安监局作变更申报。因此，至2009年7月底，园区安监、卫生部门未将该公司作业场所正己烷浓度监督监测纳入年度计划中。直至事发后调查组在对生产现场的空气进行抽样检测后发现，挥发性极强的正己烷在空气中堆积，严重超过了国家规定的安全标准，员工们在没有有效防护的情况下工作，时间一长，整个车间内的许多员工慢性中毒。苏州工业园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认为，正是联建科技违规、违法使用有毒化学溶剂，忽视现场的职业危害防治与员工的防护，造成了这起中毒事故。

材料5

2010年3月，一份源自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的《煤矿职业危害防治调研技术报告》(以下简称《报告》)预测，“按全国煤矿265万接尘人员、尘肺病现患率为7?72%、死亡率为3?24%测算，每年我国仅煤炭尘肺病患者的死亡人数至少6000人，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地方和乡镇煤矿。”

《报告》显示，煤矿井下粉尘浓度严重超标。1983年至2008年，煤尘最高浓度范围198—3420毫克/立方米，超过国家标准49?5—855倍;平均浓度范围7?6—60毫克/立方米，超标1?9—15倍。虽然，2000年后趋于稳定，但仍超过国家职业卫生标准1?9—4?9倍。“煤矿粉尘浓度超标，煤矿工人职业健康体检率低、漏检率高;非国有重点煤矿，特别是乡镇煤矿职业健康工作基本处于空白……在这样的企业里工作，煤矿职业遭遇尘肺病是在劫难逃。”调研组的一位成员说。

绝大部分地方国有煤矿和乡镇煤矿职业病防治主体责任和管理职能没有落实，没有开展职业危害防治工作。参与调研的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负责人表示，大多数煤矿企业对职业卫生工作不重视，仅以煤矿企业集团为例，92?9%的企业未制定职业危害防治工作规划，85?7%的企来未将职业卫生工作纳入企业的管理，企业领导的管理不到位。

与此同时，调研还发现，57?1%的企业签订劳动合同时未履行告知义务，使职工对所从事工作产生的职业危害知之甚少，缺乏自我防护意识，不能正确使用个体防护用品和使用防降尘设施。绝大部分企业对职业病防治的法规和相关知识的宣传、培训、教育力度不够。

粉尘是煤矿企业作业现场存在的主要职业危害，但许多企业对粉尘日常监测不规范。7?1%的煤炭企业集团没有进行日常监测。90%以上煤矿虽然进行了日常监测，但其中有三分之一使用仪器不当，不能真实反映作业场所粉尘危害情况。许多企业为自身利益，只重视岗前体检和离岗体检，在岗职工的平均体检率为60?8%，最低为32?2%，退休职工体检率更低，64?3%的煤炭集团没按照规定对退休工人进行体检。此外，企业普遍存在职业病诊断漏诊的问题，平均漏诊率为3?72%，漏诊率最高达20%。

材料6

今年28岁的张海超原本有一个温暖的家庭，夫妻恩爱，女儿乖巧。但生活从2007年8月开始转变，这年，他感觉身体不适，还有咳嗽、胸闷症状，一直以感冒治疗。10月份，张海超到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拍胸片检查，显示双肺有阴影，但不能确诊病情。意识到病情严重的张海超到河南省人民医院、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河南胸科医院等省会各大医院就诊，几家医院均告诉他患上了“尘肺”，并建议到职业病医院进一步诊治。

“尘肺”对张海超而言不亚于晴天霹雳，常年在耐火厂打工的他对这个病有所耳闻，知道是一种难治的职业病。“从2004年8月到2007年10月，我在郑州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打工，车间里有很多粉尘。”张海超说，被医院诊断为“尘肺”后，他就怀疑是在公司打工期间得的这个病。

郑州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振东公司)位于张海超家不远处的新密市曲梁乡境内，以生产耐火砖为主。张海超在该公司打工期间，历经杂工、破碎、压力机三个工种，这三个工种都会接触到粉尘。

为了确诊，2009年1月，张海超到了北京，随后的近一个月，他先后在北京协和医院、中国煤炭总医院、北京朝阳医院、北京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等医院就诊，得出的结论也为“尘肺病”。但是，张海超就诊的上述各大医院，因为不是法定的职业病诊断机构，这些医院在出具的诊断结论中只能用“疑似尘肺”和“不排除尘肺”等表述。但可以肯定的是，因为做了肺切片检查，上述医院均排除了肺结核和癌变的可能。

按照《职业病防治法》的有关规定，职业病的诊断要由当地依法承担职业病诊断的医疗机构进行，且前提是要用人单位出具职业史、既往史、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复印件，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工作场所历年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资料等多种证明。

张海超从北京回来后，就去了具备资格的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就诊，但由于振东公司拒绝出具诊断所需材料，张海超并没有如愿。随后，在历经了多次上访甚至和振东公司发生冲突后，由新密市领导和信访局协调，张海超才得以在2009年5月12日去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进行诊断。在此过程中张海超也了解到，早在2007年1月振东公司为职工安排的体检中，他的肺已经出现了问题，体检医院新密市防疫站曾下过复查通知，但他本人却一直没有收到。张海超认为企业私自扣押复查通知，影响了自己的早期治疗。对此，振东公司一位负责人承认复查通知书确实未送达张海超本人，解释的原因是：“当时单位办公楼搬迁，场面比较乱，把复查通知弄丢了。”

2009年5月25日，张海超得到了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的诊断结果，让他难以接受的是，诊断结果不是尘肺病，建议按照肺结核进行治疗。张海超无法接受这一诊断结果，他把多家医院的诊断结果拿给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的医生，但没有得到认同。按照现行法律法规，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的诊断才是具有效力的，负责协调的新密市信访局和用人单位振东公司也只认同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的诊断结果，因此张海超索赔又遇到了困难。

根据现行的法律规定，张海超如对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的诊断结论不服，还可以申请鉴定以及再鉴定，申请对象是当地的市级以及省级卫生行政部门，由后者组织职业病诊断鉴定委员会进行鉴定。然而，2009年6月9日上午，当他带着鉴定需要的六七千块钱(向别人借的)，还有申请材料，去郑州市职业病鉴定委员会申请鉴定，工作人员却劝他说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不可能误诊，让鉴定机构推翻原来的结论是不好办的。听到这样的劝说，张海超对于鉴定失去了信心，直接去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要求医生为其做开胸验肺手术。

手术前大夫就告知张海超通过胸片就能判断是尘肺，再动手术没有必要，也很危险。但张海超仍旧强烈要求医院为他做手术。术后的肺检结果为：“肺组织内大量组织细胞聚集伴炭木沉积并多灶性纤维化”。2009年7月1日，张海超因为支付不了医疗费不得不出院，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出院记录上写着“尘肺合并感染”的诊断。于是，农民工张海超为了维权而“开胸验肺”的新闻就这样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