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高考在中国素有“第一考”之称，每个省都有“状元生产线”和“一本考生生产车间”。最著名的是人大附中，据说北京市这些年来的文理科状元，一半以上出自这所中国最牛的中学。河北的衡水中学也是一所状元名校，不仅垄断了状元，甚至在全省能够上重点大学的考生当中，它占了一半，其他的上百所高中加起来才能跟它相比。从宁波镇海中学网站的“高考榜”上可以看到，自2007年起，每年该校的一本上线率都超过90%。对高分、对状元的追求，让学校和学生都倍添压力。

“我并非排斥学习，而是希望我们大家可以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学习，学习自己想学的知识，我们是人，不是机器，更不是学校为了提高升学率的机器。”这番言辞犀利的话，是江苏省一名高中学生在数千名师生众目睽睽下的演讲。事后这名学生的演讲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热议，表明它在一定程度上激起了众多学子的共鸣，反映了受教育者的心声。

作为浙江省高分考生最多的学校之一，杭州市第二中学校长Y坦言：“如果这种吃苦能给孩子带来什么好处也就罢了，问题是初三和高三的复习是对学习行为的一种扭曲，因为是通过不断地做、不断地记、不断地刺激，然后形成所谓的正确率的再现，跟现代学习刚好相违背。现代学习是基于问题解决方法的，而我们在低水平重复的只是一些工具性的内容。”

北京市社科院研究员J表示，当前的教育模式以中高考为“指挥棒”，培养了一批擅长考试的学生，为学校争取荣誉、增加效益，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学生，其功利性可想而知。这种教育模式是将教育设定为竞技场，使青少年为个人命运以及成功进行竞争，同时将所有受教育者区分为“成功者”和“失败者”，改变了年轻人本应该拥有的平等、关爱。今年读高二的小贺已经戴上了400度的近视眼镜。文学一一这个曾经令他激动不已的梦，在这些年里变得渐渐模糊起来。上小学的时候，他对文学和历史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兴趣。进入初中后，他尝试着写了很多尚不能称之为“小说”的故事，用电脑打印出来，还装订制作了封面，拿到亲友中传阅，煞有介事地过了把作家瘾。但现在，小贺早就没时间去做这件事了，他已经被功课压得喘不过气来了。

一位北京市民说：“许多学校加入到对成绩的争夺战中，而压缩学生上体育课的时间和双休日用来做习题是竞争的关键。”

浙江省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卫生监测所副所长G在接受某报采访时说，自己女儿所在的小学把一天两次的眼保健操改成了一天一次，他和几位学生的家长一起去找学校反映，学校却说“把做眼保健操的时间拿来继续上课，一个学期也能利用不少时间呢”。

实际上，中国教育部门并不要求校长们追求升学率，并且明文规定各地不得对高考成绩排名，对校长的考核里，也绝对没有对高考成绩的任何要求。但是家长们认为，高考是决定孩子命运的考试，考上好大学才有好前途。因此从名小学、名中学到名大学，这已经成为中国孩子们的第一选择。“当下流行的一些口号，诸如‘不要输在起跑线上’‘高考改变命运’等，都是教育极端功利化的结果。”研究员J说。

“有些地方高考不好，县委书记出来道歉，其实是因为老百姓比较关注高考成绩，高考成绩成为衡量一个地区教育发展水平的标尺。”教育专家熊丙奇说，“地方官员非常在乎一年有多少孩子考上北大、清华，他们认为这象征着教育实力，这种思维就是‘教育GDP主义’。”这一切都似曾相识：不计成本、不计后果地透支资源和发展潜力换来经济的增速，不计成本、不计后果地透支孩子，为学校争光，为地方争光。“GDP主义的毒害太深了。”浙江省教育厅厅长1说。

6.新华社等媒体报道，美国芝加哥大学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单论工资，在全球28个国家的老师中，中国几乎排到了垫底的位置。

在中国，刚入行的大学老师收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为每月259美元(约合人民币1632元)，是全球“最低价”。中国大学老师的平均工资也仅为720美元(约合人民币4537元)。相对于城市的平均工资，这个数字也不算太少。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数字是平均的，它会掩盖一些教师收入的窘迫现实。

不过，教师穷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教育精神的堕落。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纪宝成曾批评过“大学围绕市场转”。事实上，现在的大学不仅在围绕市场转，也在围绕权力转。于是乎，教育失去了尊严，功利主义越来越盛行，高校与教师成了金钱与权力的奴隶;于是乎，大学更加看重教师项目经费的多少，常常忽视一些教师实际的科研水平;于是乎，一些学生也不再崇拜有学问的老师，而只是看老师开什么豪车。相比于较低的待遇而言，这样的教育环境与校园氛围，无疑会让“不功利”的教师更加痛苦。

“教育功利化，学术行政化，学校衙门化，学界官场化，学者奴才化”，这是社会对大学的评价。“教育功利化”不仅导致大学效率低下，导致大学和教师失去尊严，也导致了大学教师们的贫富分化。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李培根曾直言不讳：“仅仅靠国家规定的工资收入，高校教师的待遇就太差了，让某些教育机构的老师有了为房为车、追名逐利的借口。”待遇太差原本不该是大学教师追名逐利的借口，但在功利化的现实面前，待遇却常常会成为一些教师的唯一选择。

基于此，政府不仅要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提高大学教师的基本待遇，严格监督教师的“创收”收入，也要在教授治校、去官化和去行政化等方面抓紧改革。唯此，教育投入才不会打了水漂，大学教师才不会只顾追名逐利，大学才不会越来越功利化。

7.下面是某日报发表的一篇署名文章：

从事教育工作51年，我的梦想一直非常明晰——建一所中国最现代化的小学。

1962年，我到北京市史家小学当老师。当时学校还是个“破庙”，师资匮乏、条件很差，除了电灯、电铃，很难找到其他带电的东西。全校开会，校长拿一张纸卷成喇叭喊话。我去商店买来变压器，自己锯制喇叭盒，利用中学所学的物理知识为学校创立了有线广播系统。从那以后，我们想方设法改善教学条件，陆续建起全国第一个红领巾电视台、第一间计算机教室、第一座校园塑胶体育场……经过40多年的艰苦努力，史家小学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成为蕴涵“绿色校园、科技校园、艺术校园、和谐校园”理念的现代化小学。

改善教学条件，为孩子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是为民族的未来而投资。巴西前副总统若泽•阿伦卡尔到史家小学参观时曾写下这样的话：“我参观了史家小学，就懂得了为什么中华民族是一个值得尊重的民族。”随后，巴西又组织了两个访问团参观学校。当我问来访的客人有什么感想时，听到了这样的回答：“我们也被感动了，一是巴西和中国都是发展中国家，看到中国有这么好的教育，我们很震惊;二是看到了孩子们的笑脸，我们为他们的幸福而感动。”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让每个孩子的脸上都绽放微笑绝非易事。在半个世纪的教学实践中，我遇到的最大挑战还不是改善教学条件，而是考试分数与素质教育之间的博弈。在以分数论英雄的考核体系下，分数指挥棒无所不在，如果稍有不坚定，就会动摇素质教育的理念。教育不能太功利，对一个孩子来说，分数固然要紧，但幸福的童年、健康的身心、全面的发展更为重要。如果在童年时期“跑偏”“出位”，将来再改起来就会很艰难、很痛苦。在我们身边，培养失败的案例屡见不鲜。有的孩子虽然考试成绩很好，却最终没有成才;有的甚至还走上邪路、铸成大错，令家长痛不欲生。

孩子的教育，一头系着家庭幸福、社会和谐，一头连着综合国力、民族未来。我们国家提出，到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振兴教育事业，是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题中应有之义。实现美好梦想，离不开教育工作者的扎实奋斗，更离不开政府的投入、社会各界的支持。我国的教育事业发展迅速，但依然欠账不少。教育并非一投入就立马见效，这是教育发展规律所决定的。然而教育却最见功力，因为一个国家的兴旺发达，最终依靠的是教育培养出的人才。在这个意义上，发展教育事业尤应警惕短视与功利。

没有现代化的教育，就没有现代化的中国。在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如果我们能够坚持办好祛除功利、提升素质的教育事业，应是最有力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