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近年来，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情况确实不容乐观。有北大高材生去卖猪肉;有大学生趋之若鹜地竟聘搓澡工,有的当上搬运工、保安;有的回家卖糖葫芦，还有大学毕业生去技校回炉等等.这些新闻一经爆料,立即成为社会热点.这也似乎在潜移默化地使民众越来越认同这样一种观点，即好大学不好考，大学毕业工作不好找，找到工作待遇又不好，还不如早点就业，积累社会经验。

大学是国家知识创新体系主体，是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重要力量，更是引领一个社会的精神象征。没有一个国家敢废除大学教育。然而，让人悲哀的是，中国的大学教育越来越功利化。一些所谓热门的专业，如财经类，工科类这类赚钱多的专业，报考的学生几乎年年爆满，而历史、哲学这类的所谓冷门专业，却门可罗雀。更悲哀的是，热门专业招揽走最优秀的学生，却没有培养出一个中国的凯恩斯、爱因斯坦，中国的大学教育还很落后，可是读书无用论却到处泛滥，实在令人费解。大学不是技校，大学永远也不可能像技校一样，主要培养那些技术实用型的人才。

6.正读大学三年级的网友坚持认为，“对于大部分人憧憬大学并为之努力的人来说，大学是条值得付出的康庄大道”。没有上大学的人即使现在已经身家千万，但却错过了可以与你结伴为梦想拼搏的朋友，错过了许多展现自己、锻炼自己的机会，最重要的是错过了大学这个汲取知识的殿堂。除此之外，大学更让不少人在接触更多精英，学到更多知识，得到更多锻炼机会的过程中，摸索到自己真正的人生目标和未来的道路。每个愿为梦想打拼的年轻人在抱怨现今高等教育制度的同时，更应先问一下自己有没为未来尽最大的努力。“用学历来衡量一个人的成功固然是偏颇的，但以收入低来批评高等教育的作用、鼓吹读书无用论更是不当的。”

此外，网友“心的方向”也认为，在大学里自我感觉就是学习怎样做人，为人处世其实真的很重要的，并不是你多么有才能别人就能用你，也要看你的为人处世的。步入社会，我们第一个面对的就是这样的情况的。在大学里，和同学之间的相处，可以看出一个人在为人处世这方面的情况。真的很重要的!

有人在主流媒体撰文称，如今的高考已不再是独木桥，当下70%的录取率与刚恢复高考时3.4%的录取率不可同日而语，“一考定终身”的定律已然不灵。同时，据媒体报道，伴随着社会对待高考的平和心态，在部分家长心中，“读书无用论”在抬头。某相声演员的儿子辍学学相声，不少舆论予以支持，并以比尔·盖茨、韩寒为例，认为成才的道路并非只有上大学一条路。

7.时下，少数党员干部和党政机关似乎陷入了“塔西佗陷阱”，不管你怎么说、怎么做，都被老百姓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这种“怀疑情绪”的蔓延，不仅使干部和党政机关公信力受损，更使行政效率下降。沉下心来看看生活，我们不难发现，很多人都有质疑别人的习惯：陌生人过来问路，我们会觉得有企图;看见同事拿着一个新款的名牌包，我们也会质疑是假货;超市搞促销，我们会质疑这是商品出现了质量问题;甚至是看见一些官员、明星做公益活动，我们也会觉得这就是在作秀。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对10709人进行的调查显示，71.8%的受访者确认身边普遍存在习惯性质疑者，41.1%的人坦言自己就有习惯性质疑的毛病。为什么人们会习惯性质疑?调查中65.6%的人认为“社会上炒作太多，不敢轻易相信”，63.8%认为“社会出现信任危机，不再相信高尚和纯真”。

8.据中国网2012年9月3日报道，北京市朝阳区原副区长刘希泉在任时以其特殊身份，帮助儿子刘伟疏通“关系”，骗取拆迁款477万元，并多次利用特权为亲戚朋友谋取私利。

官员腐败通常都是因为权力没有受到有效限制，造成官商勾结和权钱交易现象频发，俗话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在现实社会中，可能很多领导干部的一句话也足以决定一个人的财运和官运，在公权监督缺位的官场中，自然也就存在很多手握重权的官员趋之若鹜，难免引来群众一系列的习惯性质疑。2012年，鲁若晴这个名字在媒体报道中频繁出现。这个23岁的青岛女孩年初被确诊患有白血病后，在微博中记录抗癌故事。然而，一些网友怀疑她是网络炒作者虚构的人物。一些媒体和网友甚至宣称，最初向大家介绍鲁若晴抗癌故事的人在炒作中获利。最后经媒体实地探访证实，鲁若晴确有其人，相关质疑完全无中生有。

要想真正遏制滥用职权、以权谋私的现象，重拾公众的信任，公权监督就得走“亲民”路线，让普通人也能参与进来，一双眼睛不好使，就多几双眼睛，总能够将某些官员的把戏看穿。在公众充分享有的知情权面前，大到热点问题，小到日常工作，将信息开诚布公向老百姓解惑释疑才是最关键。尤其在现今舆论监督特别是网络监督的强势围观下，经受“质疑”并且善待“质疑”已然成为职能部门的一堂必修课，充分发挥网络媒体的引导作用及时向公众解惑释疑更是一种执政能力，切莫在“躲躲藏藏”中让自己陷入“塔西佗陷阱”。

9.2013年上半年网上颇为流行一个“中国式过马路”的段子，“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和红绿灯无关。”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共鸣，在调侃的同时又生发出对交通、国民素质和安全意识问题的讨论。循着这样的思路，一些行人纵身一跃横跨公路隔栏，可称为“中国式跨栏”;公交车站乘客们蜂拥而上挤进车，可称为“中国式上车”;正在行驶的车辆突然一个急转，强行插入另一条车道，可称为“中国式并线”。

这种变化之中，一则存在群体效应，大家都这么做，法不责众，形成了一种社会氛围;一则发生了规则的异化，原来的红灯停绿灯行、排队依序、驾驶规则等都被放到一边，扎堆前行、拼抢上车、强行并线成了众人奉行的“潜规则”。有规不行，违规成风，由此看来，“中国式过马路”等现象，其实是陷入了一种规则困境。

几乎每个人都知道乱闯红灯是不文明的行为，但是生活中还是有好多人对此事明知不当为而为之。除了因为人们总是认为交通事故这样概率极小的事不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人们的从众心理外加群体效应的影响，想一想，红灯车少时如果身边的人都过马路了，只有自己站在一边等绿灯，人们心里总会有一种自己看起来很傻的感觉。更何况如果“凑够了一撮人”，情况就变成“车怕人”了，出交通事故的几率自然也就近乎为零，那么大多数人在这时候都是会选择混在一群人里大摇大摆地横跨马路，这样的心理导致了更多的闯红灯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