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发现，“缩水面包”指的是福建晋江某公司生产的“黄金吐司”，即网络所发图片“巴掌大面包”。经询问供货商和凤凰县教育局，确认该产品系赠品，是按照合同，供应商免费赠送给学生的，每月赠送五天。由于送货时未明确标明是赠品，腊尔山完小在10月30日发放10月份营养餐时，误将赠品当作面包发给了所德村小，造成支教老师的误解，让支教老师认为营养餐缩水。调查还发现，腊尔山完小接收供应商的营养餐食品时，送货单的填写和签收不规范或缺失，管理极不规范。

凤凰县官方表示，对于微博曝光问题，凤凰县教育局勤管站站长陈社教、副站长杨玉国对学生营养餐负有全面管理责任;凤凰县腊尔山学区校长吴生汉、腊尔山完小副校长吴根贤、腊尔山完小副校长石建平对营养餐发放管理环节负有领导和直接管理责任。

凤凰县政府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学生营养餐食品安全专项检查整治行动，对各学校和周边重点就营养餐配送流程、蛋奶储存、加工条件、发放食品及学校及食堂、校园周边超市、小商店、餐饮店、流动摊贩等的食品安全管理进行了专项清理检查。通过此次整治，查找出营养餐改善计划实施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并监督指导学校认真进行整改，形成长效机制，以确保学生吃上足额、安全、放心的营养餐和食品。

8.2012年8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四部委《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意见的通知》，距离2003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已经10年。在这10年里，随着进城务工人员规模的不断扩大，随迁子女完成义务教育人数不断增多，升学考试问题越来越突出，家长表达诉求的活动越来越频繁，异地高考渐成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异地高考的突出矛盾，集中在流入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换言之，解决异地高考问题，无法绕过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而这些大城市正是异地学生聚焦的场所，异地人口聚集的城市。在北京，根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2008-2009学年度，30073名非北京市户籍小学毕业生中，最多只有24685名学生在北京继续读初中;12599名非本市户籍初中毕业生中，最多只有5484名在北京继续读普通高中。大量孩子在北京读完一部分课程后，不得不忍痛离开北京、离开家人，回原籍读书。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就是非本地学生在北京难以升学，尤其是难以参加高考。

王老师在北京市朝阳区一所农村中学工作，他说，这所农村中学里有300多名学生，其中有北京本地户籍的学生仅5人，其他全部是外地孩子，他们的父母不管是打工还是经商，大多已在北京扎下根来，即使是卖菜的也有自己的生存空间。但是，由于不能异地高考，这些没有北京户口的孩子初中毕业后只能回到原籍继续读高中，产生新的留守儿童问题。

9.当前，社会各界对异地高考政策关注度很高，各种立场观点纷纷扰扰，让人雾里看花难得真切。

对于异地高考，大部分城市本地户籍群体选择站在了反对一方。网络上反对异地高考的声音一直都有，但并未形成很大声势。直到2012年10月18号，20余名反对“异地高考”的京籍人士到北京市教委表达反对异地高考的诉求，当场与非京籍学生家长代表发生语言争执。坚持争取孩子在北京“异地高考”的家长们被称为“异闹”，微博上许多反对异地高考的京籍人士把自己的微博头像改成统一的“反异闹、促文明、护文化”的原形标识，圆心里写着北京二字，下面配着一个被咬出一个缺口的幼苗图案，以比喻他们眼中外地人对他们所在城市的“蚕食”。

北京一位初中生的家长表示，虽然理智上认同放开异地高考的观点，但从现实考虑看，还是不愿意。“现在的高考政策，外来人口子女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一旦放开异地高考，很难从技术上对“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与“高考移民”作出区分，很容易让某些人钻了空子。说心里话，应该没有一个北京的家长会愿意的。”

北京市现有常住人口2000万，已超出国务院2003年批复的总体规划中所提出的“到2020年控制在1800万人”的调控目标。在这2000万常住人口中，非户籍人口为704.5万，占常住人口的35%。北京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从2001年的139.7立方米下降到2010年的124.3立方米，成为我国最缺水的大城市之一。地铁客运量已从2005年的6.8亿人次/年增加到2011年的21.9亿人次/年，9条线路的高峰小时满载率超过100%。京籍家长们担心，如果放开异地高考政策，北京恐怕难以承受。

来自四川的家长王道运现在北京是一名高级软件工程师，他表示对于像自己这样常年在北京工作却没有户口的家庭而言，开放异地高考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但未来能否落实，即使落实自己的孩子能否成为受惠者，他并没有把握。“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在这个城市收入尚可、生活体面，为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贡献，为什么子女不能平等地享有教育权利?”王运道表示，虽然期盼异地高考，但并不愿意拿孩子的教育做赌注，无期限等待。“我给自己划定一个期限，如果到孩子小学毕业，还不能解决北京高考问题，我会选择结束在北京的事业，回到四川工作、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