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河北公务员考试申论模拟题公职人员学习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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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8-04

在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二十一世纪,公务员作为公职人员的主体,其职业道德和精神将极为深刻地影响经济调整、市场监督、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政府职能的开展。公务员是治国理政的主体,是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公务员队伍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了政府的管理水平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成效。由此,必须结合胡锦涛总书记“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和“热爱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求真务实、开拓创新、顾全大局、团结协作”的公务员职业精神,大力加强公务员职业精神的培育和建设;温家宝总理也曾就中央国家机关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推进政风建设、改善政府工作作出重要批示,这也充分体现了我国政府对公务员职业精神建设的高度重视。

2.“对于这次所犯的错误,我愿意接受组织上的任何处分!”日前,某县4名在上班期间玩游戏的公务员通过当地的电视台,向全县人民做了深刻检讨。公务员上班不务正业,而是打游戏和炒股,这样的例子不时见诸媒体,这表明,这种现象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其病根就是一些地方公务员“一杯水,一张报,一坐一聊一大天”,整日无所事事。试想一下,公务员如果无事可做,或者可做的事情很少,当然就要“无事生非”。这也暴露了一些政府部门的通病:强调自己岗位和工作的重要,利用各种理由要编制,设岗位,或者为了保留待遇和地位,极力把一些临时机构或议事机构改为常设机构,结果却没有什么事情可做。

全国政协委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校长顾也力建议,“公务员最好放半年的假”。为表明自己不是发牢骚,顾委员表示,“我真的是认真的”。改革开放以来,行政管理领域的改革,一直没有跳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时下,“三分之一干,三分之一看,三分之一乱捣蛋”依然在许多地方盛行不衰。顾委员说公务员“放半年的假”,言外之意是不要让那么多公务员上班,用不着那么多人“磨洋工”。

与其说公务员是在工作中忙里偷闲娱乐,还不如说是在娱乐中“闲里偷忙”去工作。于是,娱乐成了公务员的“主业”,而工作则成了他们的“副业”。试想,如果公务员配置真正能够做到“一个萝卜一个坑”,都能够在上班时间“为人民服务”,他们又哪有闲暇玩呢?要求这4名公务员就上班时间玩游戏,上电视检讨这样的处罚是必须的,但如果不在精简机构上动脑筋,即使公务员上班时间不娱乐了,但谁又能保证他们的心思全部用在工作上呢?

3.从“裸聊门”到“艳照门”,从“调情门”到“开房门”……2011年6月以来,论坛、微博等网络载体连续曝光基层官员“性丑闻”事件,引发舆论哗然。官员天生就是貌赛潘安的“多情种子”?非也。情妇们之所以“投怀送抱”,看中的是官员手中的权力。可以说,“八小时之内”的权力才是赤裸裸的催情春药。正因“八小时之内”的权力可以为所欲为,“八小时之外”的那些非分要求与奢侈消费,才能轻易得到满足。从某种意义上讲,官员“八小时之外”私生活糜烂只是“标”,而“八小时之内”的滥权才是“本”,仅从强化“八小时之外”监督发力,显然有舍本逐末之嫌。要管住官员“八小时之外”,最根本一条就是官员权力应受到有效制衡:谁也不能一锤定音,谁也难以一手遮天。

公务员不务正业,尤其是上班时间不务正业,分为几种情况:有些人是不想干事,只想混日子,反正饭碗是“铁”的,旱涝保收,这部分人应该说是对“公仆”角色理解有误;有些人是碍于能力原因,干不好公务员这份工作,比如说那些对专业技术要求比较高的职位,要求公务员本身具有过硬的专业技能,但某些公务员“占其位”,却不能“谋其职”;还有一些人是因为没有制度的约束,不认真干事,根本不把服务群众当回事。在这背后,凸显的是没有一个退出机制对其公职行为进行制约。据人事部统计,公务员年辞退率仅约0.05%,这在全国近500万公务员中实在是微不足道的。缺乏正常的退出机制,使得辞职、辞退、开除等本应是常态的退出行为,现在却变成一种极少使用的特殊行为。

4.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英国的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合作逐步加强,政府部门参与国家公共管理的竞争力大大增强,公务员职业精神进入了新境界。这场运动以1979年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上台为标志。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英国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发起反对浪费和低效益的运动,以企业精神重塑政府,使政府成为“以绩效为中心”的组织;1982年英国政府推出旨在提高行政绩效和强化管理责任的“财政管理创新”活动;1987年推行了“下一步行动计划”;1991年推出“公民宪章”和“市场检验”活动;1994年,又提出一项名为“新的行政机关”白皮书计划。英国政府还创造了一种以人为本的环境,撒切尔政府时期,政府曾概括性地提出“公众是顾客,政府为顾客服务”的原则,这是对以前存在的公务员高高在上理念的纠正。进入梅杰政府时期,又提出了“顾客中心论”的观念,要求政府不要墨守成规,要不断改进服务方法,提高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1991年出版的《公民宪章》明确要求,政府各部门应该了解人们期望的服务和政府各部门能够做到的服务,不能歧视任何特殊人群,无论其种族、性别、信仰、职业、语言有何不同,也无论是孤寡老人还是残疾人,政府都应向他们提供相应水准的服务。显然,这一观点标志着英国行政主客体关系的重新构筑,是对传统的官僚体制观念的巨大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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