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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租房热正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和许多省会城市上演。刚刚离开大学校园的毕业生，需要在远距离和高房租之间作抉择，还要在租金水涨船高甚至一房难求的热点区域抢占房源。许多缺乏社会经验的毕业生屡屡在租房中上当受骗。据统计，尽管一线城市毕业生起薪高于其他城市，但同时他们的房租负担也更大，近4成毕业生房租超月薪1/3，一线城市普遍高于50%，其中也不乏房屋租金支出超过目前薪水的。

据媒体报道，今年下半年，北京市将加大力度治理“大城市病”，确保今年常住人口控制在2177万人以内。而在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也早已建立了人口严控政策。人口严控政策历来饱受社会诟病，也因此在许多城市，主管部门更愿意以柔性化(但力度和影响不减)的经济手段，比如通过整顿租房市场来造成租价的不断抬升，以迫使部分外来人口搬离城市，至少要搬离中心城区。

人口严控政策的重要前提在于，城市的资源和环境承载力有限。特别在我国的一线城市，资源和环境承载实际状况远超合理值，这带来很高的公共物品供给压力，且一再调高供给目标也难以满足实际需求，公共部门动辄得咎。并且即便是其他通过市场供给来得以解决的准公共物品，因为人口过多聚集，也加剧了供给紧张，使得这些城市的户籍居民也不得不为之忍受拥堵、承担更高溢价。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包括我国的一线城市，世界许多大城市都曾提出并实施人口严控政策，成效却并不理想，或者说没有表现出决策者预期的方向和目标。严控人口，包括加大清理，治理群租，整顿城中村，释放中心城区的人口等具体政策，受到直接影响的，并不是那些被预期列为整顿对象的人群，而是大学毕业生群体，以及他们(她们)的雇主(中小企业、初创企业)。

城市近郊、城中村、老旧居民小区，是大学毕业生群体选择进入一线城市、省会城市的第一站，这些地方距离工作地点、城市的文化和商业设施较近，尽管房租较高，但毕竟远低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建的新型社区商品房。如果离开这些地方，搬得更远，固然房租更低，却需要更长的通勤时间，而这将让年轻人很难全身心投入工作，并将牺牲大部分甚至全部的兴趣爱好。

多数大学毕业生群体无缘机关、事业单位、大型国企和外企，只能选择进入大城市的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要想生存发展，不能距离中心城区太远，否则无从承接企业巨头开出的外包、项目订单;而受财力所限，又不可能为员工开出很高薪水;此外，这类企业还经常在不支付加班费的情况下要求员工长时间加班(如果员工通勤距离太远，就将失去这方面优势)。居住在城中村等区域，是大学毕业生群体愿意接受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较低薪水的重要原因。

在人口严控政策推行尚不够严厉的情况下，居住在城中村等区域的大学毕业生，将很可能通过这样的“第一站”，逐渐寻觅到更好的发展机会;而他们(她们)的雇主，也有壮大成长的机会。不仅如此，这也将让一线城市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变得更具可能。全球最大、最受欢迎的创客机构“创客空间技术工坊”(TechShop)创始人、CEO马克·哈奇就曾说过，创客运动是可能的，因为人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便利、廉价实现自己创意梦想的时代，“获取廉价、便于使用且功能强大的工具的渠道以及获取市场、融资、技术和知识的渠道”，都已成为现实。

严厉推进人口控制政策，将使得创客、创新变得成本高昂，至少对于大部分大学毕业生而言，他们(她们)将永久性的失去参与其中成为下一个盖茨、乔布斯、马斯克的机会。遭受机会损失的，当然还包括这些大学毕业生暂居的大城市，将因此减少四成、五成甚至更多发育出下一个微软、苹果、特斯拉等创客巨头的机会。

悖论正在于此：如果一线城市和一些省会城市不加速推进人口严控，资源和环境承载很可能进一步超出负荷，并将加深户籍居民和外来暂居人口之间的矛盾(对立鸿沟早已形成，并在近年来不断扩大);但反过来，如果推进这样的政策，大城市将首先失去对城市发展显得至关重要的年轻知识群体，并因此葬送拥抱创客运动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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