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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军转干部安置关于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翻一番”的战略意义

“一个是经济总量指标，一个是人民生活指标，指标设定以2010年为基期，这两个指标的指导性、方向性更加鲜明，尤其是将人均收入翻一番指标写入党代会报告，分量更重，彰显出今后我们更注重百姓生活幸福度。”十八大代表、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说。

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我们党准确把握本世纪头20年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提出的宏伟目标。目前距离2020年还有8年时间。胡鞍钢表示：“这两个目标的时间段设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的后10年，目前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这无疑更具现实意义和操作性，必将激发起我们奋进的力量。”

翻阅前十年的两次党代会报告，从十六大提出“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到十七大提出“202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再到如今十八大提出“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不难发现，随着经济社会不断进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也在不断发展、完善，目标更高，标准更严。

双指标同步提出，体现了明确的政策导向。“这说明我们不是一味追求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而是下决心更加重视居民收入的提高。这也意味着城乡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挂钩，广大百姓可以充分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财富收益。”十八大代表、中国工商银行行长杨凯生说。

“从这两个翻一番的指标看，中国完全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这也充分考虑了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改善的新格局，目标设定合理。”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表示。

“仅从速度上看，其实并不需要太快的年均增速。”李扬为记者算了一笔账：要实现两个翻一番的目标，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只要经济年均增速达到6.9%左右就可实现GDP翻一番目标，考虑到人口增长因素，要实现人均收入翻一番的目标，对经济发展要求会更高一些，粗略测算GDP年均增速达到7.1%左右就可保障，而人均收入年均增速7%左右即可。

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看，十六大以来，年均经济增速超过10%;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实际增长9.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8.1%，是历史上增长最快的时期之一。

“这向外界传递出未来中国更加重视经济发展质量、更加注重改善百姓生活的重要信号。”李扬说。

值得指出的是，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仍在蔓延的背景下，放在全球来看，中国未来如能保持7%左右的增速其实并不低，甚至在主要经济体中仍会保持“一枝独秀”的态势。而7%左右的居民收入增速，速度虽不高，但其着力点在于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

“十二五”规划中已将年均经济增速预期指标设定为7%，将城乡居民人均增长预期指标提升至7%以上。“事实上，这两个指标也已综合考虑‘十二五’规划安排，并互相吻合。”胡鞍钢说。

十八大报告在提出两个指标的同时，也将更多笔墨放在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等方面，尤其是提出将生态文明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之中，这向外界传递出中国未来发展将进一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更大力度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决心。

“这两个翻一番指标和其他指标，构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总目标的一个有机整体，总体更加完善，更加科学，勾勒出一个幸福中国的美好图景。”十八大代表、山东临沂市委书记张少军说。

相关链接：“日本收入倍增计划”可资借鉴

分析人士认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对中国收入分配改革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中国现有的城镇化水平低于日本1960年65%的水平，中国可通过提高城镇化水平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日本经验：增收兼顾社会发展

二战后，日本政府通过“倾斜生产方式”和对重点产业部门实施价格补贴等来复苏经济。朝鲜战争带来了空前的“特需景气”。从1946至1955年的10年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GNP)年均增长率达到了9.2%。

1955年鸠山内阁指定的《经济自立五年计划》(1956-1960年)被视为是从经济复兴转向高速增长的“承上启下”的经济计划。随后，岸信介内阁、池田内阁和佐藤内阁制定的《新长期经济计划》(1957)、《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0)和《中期经济计划》(1965)带有很鲜明的以高速增长为目标的特点，特别是《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提出过10年内使国民收入翻一番的明确目标，对引导国民为实现富裕生活而努力起到了重要的鼓舞作用。

其后，日本政府出台了兼顾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计划，其重点突出了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不可分割性，旨在解决两者之间的不平衡问题，如人口的过疏过密、福利和公害等问题。

在1956年至1972年的16年被称为日本的高增长期，其年均增速约为10%，同时也是国民收入大幅增长以及社会福利体系逐步完善的阶段，这也奠定了即使在经历上个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和90年代经济泡沫破裂后，日本经济和社会仍能保持稳定繁荣的基础。2010年日本人均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为 42983美元，在OECD成员国中排名第14位，同时该水平约为中国同期人均GDP的10倍。

提高城镇化水平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中国推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时机和背景与日本经济飞速发展阶段相似，如日本是1960年推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当时日本的人均GDP水平差不多是美国的 17%，随着这个计划的顺利实行，日本的人均GDP在1970年增加到美国的40%。中国在2011年，人均GDP是美国的11%左右，从这个意义上讲，两者起步的时间相差不多。”西班牙对外银行高级经济师夏乐分析说，“另外，政策出台的原因很相似，和中国一样，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不仅在于促进社会公平，同时肩负着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任。”

关于两者收入分配改革的不同处，夏乐认为，第一，日本在1960年开始实施促进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时，人口红利尚未来临(即此后的一段时间内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口持续增长)。中国现在的情况有所不同，但是人口红利即将过去，有测算显示2015年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会达到高峰，这意味着未来的劳动者身上的负担将会越来越重，因为退休保障等负担，其实很大部分也是要由劳动人口来负担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在收入政策上的起步比照日本晚了，相应的难度也更大。

第二，面临的国际环境不同。1960年开始进入了全球资本主义的一个快速发展的年代，当时的美国是自由贸易的倡导者，国际货币体系是固定汇率为特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这是使得日本能够充分利用国内外市场的需求，发展自己的工业。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实施并没有给日本带来大额贸易逆差，相反它的贸易顺差在1970之后反而扩大了，这与当时的国际经济环境是离不开的。相反中国现在处于一个相对较差的国际经济环境，全球经济都面临增长乏力的现象，贸易保护主义也在各国抬头，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仍然较大，使得中国难以利用外需进一步带动增长。

第三，中国现有的城镇化水平(51%)还低于日本1960年65%的水平，中国可能通过提高城镇化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总之，中国还有巨大的潜力可挖，但目前面临的情况对设计和制定相应的制度、政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夏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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