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精神病”阴影改变立法思路

实际上，“被精神病”以及相关的“非自愿治疗”并不是医学界当初起草这部法律的核心关照。

唐宏宇对记者表示，在整个立法中，防止“被精神病”只是一个方面，实际上这部法律的宗旨是促进全面的精神健康。刘协和则认为，在《精神卫生法》中加上对医生判断的复诊根本不是关键，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怎么保障精神病患者的合法权益。

与公众的感受不同，相关医学领域的专家均表示，“被精神病”是极个别事件，是被一些媒体炒作出来的概念，在中国，更严重的问题是很多应该接受治疗的人没有能接受到治疗。

“‘被精神病’是极小概率的事件，我这么多年都没有碰到过，如果真的发生了，那就是迫害了，那些是需要《刑法》、《宪法》去保障的，《精神卫生法》的重点应该是维护精神病患者的合法权益。”刘协和如是说。

然而，随着一系列的“被精神病”事件，这一当初不受关注的内容到后来成为立法的核心关照。

2008年，有媒体披露了孙法武事件——山东新泰农民孙法武赴京上访时，被镇政府抓回，送进精神病院20多天，签下保证书后才离开。

2009年，又有媒体披露了邹宜均事件——广东深圳女子邹宜均，因为家庭财产纠纷，被其二哥及家人化名为“韩丽”，两次强行送入精神病院，强制治疗了3个多月。2009年，邹将母亲、二哥和广州白云心理医院告上了法庭，声称担心自己的遭遇会发生在别人身上。

这两起被披露的案件代表了两类“非自愿住院治疗”的滥用典型，其一是地方政府出于维稳目的，以上访者患“精神病”作为截访手段，其二是监护人将被监护人送至精神病院以谋求对方财产。

到2010年，“被精神病”一语已经开始流传，同一年，《中国青年报》独家披露了因为状告乡政府，河南漯河农民徐林东被关精神病院六年半的新闻。而2011年发生的徐武事件，更是让公众对于“被精神病”一语格外敏感。

此外，中国基层医院的精神科医疗资源和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也使得公众对于“被精神病”多了一重担心。

一项由四川省精神卫生机构开展的调查显示，截至2007年年底，四川省精神卫生机构在岗人员无医学学历971人，中专2477人，大专2459人，本科 1174人，研究生及以上70人，本科及以上学历仅占18.159%。职称以初级为多，占55.181%;精神科医师为1162人/10万，护士为 2142人/10万，康复治疗师为85人/10万。与此同时，相关人员流失严重，5年间流出的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占流出人员的约20%。

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一度表示，“入、出院和强制性住院是精神卫生立法的核心问题”。2011年6月公布的《精神卫生法》(草案)中，更是这样描述立法的总体思路，“切实保障精神障碍患者的合法权益，保证其人格尊严和人身安全不受侵犯，同时严格设置非自愿住院治疗的条件和程序，保证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因滥用非自愿住院治疗措施而受到侵害。”

“自愿治疗”成讨论焦点

“非自愿住院治疗”，即违背患者的意愿而对其进行治疗。由于精神病的特殊性，这似乎成了一个伦理问题，医生能否以患者之名违背患者的意愿而对其进行治疗?

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在不断变化。

世界精神病学会在1977年通过的《夏威夷宣言》中写到：“不能对病人进行违反其本人意愿的治疗，除非病人因病重不能表达自己的意愿，或对旁人构成严重威胁。在此情况下，可以也应该施以强迫治疗，但必须考虑病人的切身利益。”显然，在当时看来，只要患者被认为失去了表达意愿的能力，医生就可以对其进行治疗。

到1996年，世界精神病学会通过了至今仍然是精神科医生道德准则的《马德里宣言》，宣言第四条写到：“当病人由于患精神病不能作出适当判断时，精神科医生应当与家属商量，如需要，还应寻求法律咨询以维护病人的人格尊严和法律权利。不应施行任何违背病人意愿的治疗，除非不采取这种治疗会威胁到病人或周围人的生命。治疗必须始终符合病人的最佳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