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的发现

刘江凯在他所做的一项数据统计中意外发现，从翻译语种数量来看，卫慧的翻译要远远多于其他当代主流作家，更意外的是，卫慧的翻译作品主要就是《上海宝贝》这一部。

“应该有两个原因，第一，《上海宝贝》曾在国内被禁止出版，外国人对此好奇;第二，书中对性有出位的描述。由此可以推断，流行元素对世界图书市场的影响很大，作品翻译数量的多少并不能代表作品的艺术价值高低。”

刘江凯另一个意外发现是，很多当代作家作品的越南语翻译数量多于英语。刘江凯研究的十二位中国当代主要作家中，他们的主要作品都有越南语的译本。像余华、莫言这样的作家还一度在越南读书界形成一股热潮。

而这个重要的现象一直被诸多媒体和研究者所忽略。

“因为我们在文化交流中，更在意欧美的强势文化。”刘江凯说，“一百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寻求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强势文化认同，因此，以前对不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总有一种全民集体无意识的焦虑感。莫言获奖的好处，是我们能借此矫正心态。国内媒体的过分炫耀和全民兴奋说明我们并没有真正地自信起来。如果我们足够强大，为什么这么在意外国人颁给我们的一个奖?”

中国文学依然处于世界边缘

“不要被诺贝尔奖砸昏了头脑，中国当代作家作品在与国外的交流中还处于严重的‘入超’状态，每年译介出去的不到10部，而引进的远远超过这些。中国文学仍然处在世界文化的边缘，边缘到有些让人无法接受。”刘江凯说。

几年前，刘江凯曾经在德国波恩留学，他留意到波恩的书店里很少看到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作品。

“国内即使很小的书店里都能看到翻译过来的外国文学作品，但英法美等几个国家的书店几乎没有完整的关于中国文学的专栏。在法兰克福书展期间，法国书店曾经出现过一个小小的中国文学书架，但书展之后就没有了。”刘江凯说。

“国内做出版的朋友也说，相比国内作家的原创，他们更愿意翻译外国作品，因为中国读者更追捧国外文学家的作品，出版翻译作品很少亏本。”叶开告诉本刊记者。

“2006年引进的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默克小说《我的名字叫红》，听朋友说至今已经销售40万册了，虽然我个人觉得翻译得不灵。但莫言的《蛙》在获奖之前只印了20万册。国内其他一流的作家，除去那些畅销书作家之外，小说销量10万册都很困难。所以，中国目前整体的文学创作仍然弱势，即便翻译到国外去，实际上也是处在一个非常狭窄的圈子里，几乎不能在真正的国外普通读者中流行。西方读者很自大，他们对你的文化没有兴趣。这是无法掩盖的事实。我们只有承认，才能有赶超的机会。”叶开说。

鉴于此，刘江凯倡导在海外建立推广中国文学代理机构。

“余华和莫言这样的作家，有着很成熟的海外推广和代理机制。创作当然是根本的因素，但当作品创作出来之后，在流通的环节会涉及翻译家、经纪人、海外出版社的宣传，还包括版税的洽谈、海外汉学家的推广，等等，是有一整套机制在里面的。翻译是公认的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瓶颈，更大的瓶颈是海外代理机制的缺失。你看日本是怎么推广川端康成的?”刘江凯说。(记者柴爱新、特约撰稿白春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