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国家公务员局将在2009年加大力度推进公务员相关制度建设，其中包括会同中组部研究制定公务员辞职、辞退规定，积极推进分类管理和聘任制制度建设等重要举措。这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国家公务员局副局长杨士秋在全国行政机关公务员管理工作会议上介绍的情况。

“要加快公务员法配套法规建设进程。”杨士秋说，“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我们会同有关部门陆续出台了10个公务员法配套法规。2009年，配套法规建设的任务是——会同中组部研究制定公务员辞职、辞退规定，录用考试报考者违纪违规处理办法，录用特殊职位体检标准;研究起草公务员回避、转任规定，新录用公务员试用期管理办法，违反公务员法责任追究办法等规章。”

“与此同时，还要会同相关部门研究制定公务员专项处分规章，推进行政执法人员资格制度建设。”杨士秋表示。此外，国家公务员局还将积极推进分类管理和聘任制制度建设。“要按照统筹规划、试点先行、科学稳慎的原则，加强对试点工作的指导，适时扩大试点范围，不断深化试点内容，及时总结试点经验，逐步建立分类管理制度和聘任制公务员管理规范。”杨士秋说，目前，有关部门已草拟了专业技术类公务员管理暂行规定和聘任制公务员管理办法。

据了解，国家公务员局2008年在研究制定了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管理试点方案的基础上，已会同工商总局在上海等6省(市)工商行政管理系统部分单位开展试点工作，在深圳、浦东新区、温州市和证监会开展了公务员职位聘任制试点工作。

4.对于四处盛传的“退出机制有望年内建立”的消息，杨建顺依旧冷静地认为，“这将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他的理由是，退出机制的完善既需要理论的引导，又需要具体实践的助推，特别是传统制度形成的惯性，需要时间来慢慢改变。

专家普遍认为，退出机制一旦细化，就需要面对各种绕不过去的问题。比如最低服务年限，虽然公务员法没有规定，但习惯上都按五年执行，五年中就算是公务员自己想退也不允许;另一种情况是，公务员自己不想退而单位不想再用。“这里面又有很多不同的情况，需要区别对待，分别制定标准。”

如果从外部审视，完善退出机制过程中最关键的词汇其实就只有四个字——“利益平衡”。有两大难点亟须破解：一是退出后的补偿问题，二是如何确保这一机制的可支持性和可接受性。这两大难点会衍生出一系列的问题，比如哪种情况属于补偿范围?具体补多少?标准和依据是什么?在制定各种退出标准时各方能否接受?

类似的问题还有，连续两年考核不称职也是辞退的一种情形，那么，考核标准是什么?如果说是违反纪律，谁来判断?如何判断?如果是开除，是否给公务员陈述、申辩的机会?还有公务员退出的救济机制，现有规范中对此很少涉及，导致了目前的申诉机制不是很有效。那么，怎样才能给公务员一个公平的申诉机会?

此外，公务员的社会保险问题也是阻碍公务员顺利退出的一大原因。所有的公务员和准公务员们都不得不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将来，无论是辞职还是辞退，社会保险的转移都会成为一个大麻烦。“我们现在是没有各种社会保险的，就像我，工作了10年，如果换一个单位，比起同工龄的人，我就少交了10年的保险，肯定是非常吃亏的。”于庆说，他并不反对建立公务员退出机制，但他认为，相关的配套保障措施必须要及时跟上。

“这些问题都需要在原有法律规定的基础上予以细化，出台一系列的标准、规范和程序。”杨建顺说。

5.从1993年《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颁布施行起，我国公务员制度在设计、实施到完善等方面，都一直致力于通过健全科学的管理机制，以去除以往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铁饭碗”、“铁交椅”等“机关病”。

一方面，除建立退休、升降、交流等制度实现公务员的正常交替更新外，公务员制度还特别设立了辞职辞退制度，使机关人事管理不再死水一潭。另一方面，公务员制度中的廉政约束机制也逐步发挥“威力”。这主要体现为有关公务员纪律、处分和回避制度以及对领导和“热点”职位有计划地轮岗，对有亲属关系的公务员在任职和执行公务时实行回避等，加强了对公务员的有效监督。

2005年颁布的《公务员法》更是突出了对公务员的严格管理：除规定了严明的行为规则和考核、惩戒制度外，还规定了公务员9项基本义务、16项基本纪律，进行严格考核，而考核结果则与职务的升降、与涨工资发奖金以及辞退相挂钩;违反纪律的要受处分。

根据《公务员法》，公务员的辞职，是公务员根据本人意愿，辞去所担任的职务，离开公务员队伍，解除与所在机关的任用关系的行为。既包括辞去公职，又包括担任领导职务的公务员辞去公职和自愿辞职以及领导成员的引咎辞职和责令辞职。

针对领导干部辞职，《公务员法》第82条规定，领导成员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应当引咎辞去领导职务。领导成员应引咎辞职或者因其他原因不再适合担任现任领导职务，本人不提出辞职的，应当责令其辞去领导职务。但辞去领导职务与辞去公职不同，公务员辞去领导职务后还保留公务员身份，还可能安排别的工作。

在国外，引咎辞职是选举产生的政治官员的一种自责行为。而在我国，官员的引咎辞职是近年才发展起来的一种党政领导干部承担责任的方式。早在2002年中央颁布实施的《干部选拔任用条例》，就对领导干部引咎辞职作了明确规定。

“《公务员法》在此基础上，将引咎辞职制度法制化。因此，引咎辞职既有政治性，又有法律性，可以说是一种政治法律责任，这是我国法律责任体系中一种新的责任制度。”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刘旭涛表示，建立引咎辞职制度，从法律上解决了长期困扰人事管理中领导干部“能上不能下”的问题，为建立一支适合新时期任务的领导干部队伍提供了法制保障。

专家认为，引咎辞职制度不同于公务员因自己直接的违法违纪行为导致的带有强制性的纪律处分和法律制裁，而是在领导成员的行为尚不够纪律处分和法律制裁的情况下承担政治责任的一种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