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会改革：请先从监督的透明开始：2012年山西省党群系统考试面试热点辅导

记者从中国红十字会获悉,在红会日前成立的社会监督委员会中,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担任社监委主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担任副主任,王振耀、白岩松等15名各界知名人士担任委员。(12月9日《京华时报》)

自“郭美美事件”后,陷入空前信任危机的红会在不遗余力地打一场舆论上的翻身仗,其表现正如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所言,“必须要加大宣传,增进社会各界对于红十字会的进一步了解”,而此前提出的红会六大改革任务看上去也正在一点一滴地施展。

应该说,不论出于何种目的,红会在公开透明上的任何努力都是值得期许和肯定的,虽然舆论一致呼吁的“去行政化”并未直接列入红会改革的任务中,可于现实层面看,“调整战略定位,整顿治理结构,建立专业服务的人才队伍,邀请社会中立人参与监督与评估,加强财务管理和品牌管理”等目标,至少都可以看成是对“去行政化”的迂回动作,仍然具有改善现有境况的指向意义。

可是,冷眼看去,和声势浩大的改革目标相比,近来红会具体的改革操作所呈现出的表征却不容乐观。比如,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委员如何遴选、如何履行监督职责等,公众不得而知;社会监督委员会成立且已经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公众却连这些委员的具体身份都不知道,直到会后数天才由记者打听到……“之前不公示,之后不公布”如何保证社会监督委员会的公正和广泛?这种“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的秘制式运作又如何彰显红会的改革诚意?如果连社会监督委员会都这样遮遮掩掩,那么所谓的社会监督又怎能不是一次艳称和伪饰?保障透明的监督尚且不能透明,那所谓的公开透明又从何谈起呢?

赵白鸽曾经说过,红会将全力保障社会监督委员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为监督委员会开展工作提供一切便利条件。要知道,社会监督委员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其实是由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衍生而来的,社会监督委员的诞生理当置于公众的目光之下,因此,红会更应该全力保障公众对社会监督委员的知情和监督,这是红会迈向公开透明的必由之路,也是公益组织履行社会责任的题中应有之意。可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红会的所作所为更像是一场“拉大旗,作虎皮”利用名人效应为自己背书的公关秀,不但远异于透明公开的要求,也无益于在已经羸弱的地基上形塑新的信任形象。

我们知道,红会改革是一项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工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也不可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这需要爬梳剔抉的耐心和点滴积累的制度化运作,比如,在公开透明包括善款信息在内的细节之前,请先从监督的透明公开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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