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当天测不起来，要预约的。”日前，记者从南京市儿童医院儿保科了解到，如今，给孩子测智商越来越流行，该医院每天测智商的孩子爆满，一般要提前两个多星期才能预约上。

同样的情况，记者在中大医院、南京市脑科医院等都得到了印证，“尤其是寒暑假的时候，测智商的孩子越来越多。”中大医院儿科郑意楠副主任医师说。

不愿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家长给孩子测测智商也算正常。然而记者在调查中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据院方透露，这些来测智商的孩子，有2/3都是被老师要求来测的。

一位医生告诉记者，测智商这股热潮是从教师实行绩效工资之后出现的，“据说孩子的智商和老师的绩效工资挂钩。”为此，记者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查，而调查结果显示，学生的智商确实跟老师的绩效工资有着一定的关系。

今年(2010年，编者注)10岁的小宇就读于市内某小学三年级，是一个让老师和家长都无比头疼的孩子：上课没一刻消停，抄写一篇不到100字的课文，他能写上3个小时，数学考试从来没有超过70分，成绩在班上从来都是倒数第一……

“去年入学的时候，班主任请我们过去，支支吾吾说了半天，想让我们带孩子去做个智商测试，然后将测试证明提供给她。”小宇的妈妈邱女士说，当时听了老师这话，她和小宇的爸爸都很生气，“孩子是闹了点，但智商肯定没问题，我觉得老师做法不对。”但是，既然班主任这么要求了，邱女士只能带着小宇来测智商。

到了医院，邱女士才发现，和她一样带着孩子来做智商测试的家长还真多。相互聊起来后，很多家长都说孩子成绩差，被老师要求来做智商测试。

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师更是直接告诉记者，测智商“确实和老师的绩效工资有关”。这位老师表示，实施绩效工资后，老师70%的奖励性绩效工资和学生成绩挂上了钩，孩子成绩差肯定影响老师拿奖金，所以才会要家长带孩子做智商测试，“如果智商确实低，那么老师就可以说是孩子本身的问题，而不是老师没有教好，学校就没理由扣发奖金了”。
6.“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原本多样化，而我国强调标准化。”中科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陈难先强调，最糟糕的标准化是优秀人才标准化，因为，标准化出不了优秀人才。

陈难先说，人才培养应有一个结构分布，而我国教育对此尚无合理框架，社会上更是将人才分为三六九等。如果让哪个孩子上不了大学，简直就被认为是对他及其家庭的侮辱，由此千军万马去挤“独木桥”。如今，我国评价体系将创新标准化，亦将人才与优秀人才标准化——看其发表了什么文章，哪个杂志引用了这些文章，在SCI(科学引文索引)上共计多少……最终，我们的评审委员会成了数“数”机器。

陈难先说他曾访问德国教育委员会，那里一半以上工作人员并非大学毕业，而是职业学校毕业——你能说德国不是发达国家吗?

“当今，教育的全过程几乎是将人知识化而非社会化的过程，尤其是各个年龄段教育提前化问题凸显——小学生做中学习题，中学生研究大学课题，而大学生反过来学习怎样做人……”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柯杨道出当今我国教育的一大“悖论”。

柯杨提出，如今，我国将学前教育首次纳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需特别注意避免学前教育小学化。她说，一定要将道德信仰与价值观教育贯穿整个教育链条，并注重从娃娃抓起，特别是从娃娃的教师抓起。

中国科协常委、河北农林科学院副院长王海波在会上列举另一现象，可谓当今我国教育又一“悖论”：有些地方甚至将素质教育应试化。

王海波认为，当前，我国教育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教育理念发生扭曲，应试教育盛行，而教学质量标准及评价导向“助纣为虐”。为此，他建议：淡化“重点学校”“重点班”概念;理性制定教学评估标准;将人文精神作为德育教育重要内容。

“一段时间以来，媒体热追不舍的一个话题是‘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教育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人们将矛头直接指向教育，实际上这有失公允;而学校将培养大师的责任揽于一身，这亦难负其重。”中国科协—清华大学科技传播与普及研究中心理事长、中国科协原副主席徐善衍说。他认为，“钱学森之问”带给人们的思考是：我们的社会为大师成长铺就了什么样的道路?

徐善衍说，目前我们的社会导向存在问题。如果将社会喻为作用于教育的能量场，那么，这个能量场引力的核心就是升学;学生就业选择亦非依其专业所长，而是考虑薪酬收入是否满意。由此，思考大师成长途径，不仅需从社会整体改革发展视角审视，还应从全民终身教育层面考虑。

“仅仅传承知识、培养专门人才，这是工业经济与计划经济时代的教育特征。即使是在工业经济时代，许多有识之士就已开始呼吁摆脱知识传承式教育和以专门训练为目的的高等教育模式。爱因斯坦是其中一个代表人物。他认为‘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年轻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照我的见解，在某种意义上，即使对技术学校来说，这也是正确的，尽管技术学校的学生将要从事的是一种完全确定的专门职业。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应当始终放在首位，而不应当把获得专业知识放在首位。’德国哲学家、教育家雅斯贝尔斯强调：教育活动关注的是人的潜力如何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并加以实现，以及人的内部灵性与可能性如何充分生成。换言之，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知识和认识的堆积。”清华大学党委原副书记、人文学院院长胡显章说。

7.2010年6月初，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学院突然宣告停止办学，数千名学生处于尴尬境地，而此时距离 2008年浙江学院首次招生仅两年时间。数天前，浙江另一民办学院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则抓住了救命稻草，5月底，浙江省国土资源厅公告同意该校出卖一块 60亩的土地，以偿还高达8.2851亿元的债务。两所高校，一个停办，一个被特许卖地自救。在高校疯狂扩张和盲目投资的大环境下，一旦负债过高、资金紧张，这些院校将如何安渡危机?

尽管有关部门从未承认过我们正走向“教育产业化”，但不容置疑的是，“教育产业化”事实上在一些地方已经若隐若现，各地高校疯狂扩张导致债台高筑的局面，已经清晰而沉重地摆在了我们面前。上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主要起草人、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力透露：保守估计当前全国高校负债高达5000亿—6000亿元，目前教育部已批准某些部属高校开始试点改革，消除过高债务。

教育是百年大计，然而，非常遗憾的是，如今不少地方争先恐后地把教育当成了经济增长点、赚钱的“爆发点”，庞大的大学城层出不穷，一个比一个豪华、气派，结果却是债务缠身、债台高筑。“扩大化解高校债务风险试点”成为2010年教育部工作的要点之一，不正是一个值得重视的信号吗?

毫无疑问，高校疯狂扩张，必将导致愈来愈多的问题“浮出水面”。诚然，全国高校负债居高不下、财政投入不足也是一大因素，但毫无疑问的是：一些高校在扩张的过程中，办学资本与办学规模不匹配，同时大量基建项目快速扩张，导致债务缠身，将不得不面临“冲动的惩罚”。

目前，盲目扩招、无序扩建的严重后果，已经清晰地暴露出来：盲目追求办学规模，教育质量却参差不齐、难以提高，大学生毕业即失业——固然，有就业形势严峻之因，但谁也不得不承认，高等教育质量下滑也是大学生择业难的一个重要原因。与此同时，债台高筑的高校又让学费控制，甚至下降成为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