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的财政预算都是高度公开和透明的，公民了解政府预算的途径除了互联网之外，还有报刊、电视等大众媒体。财政预算一经通过，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体在第一时间进行详细报道，内容非常翔实，配以解析，普通百姓都能看懂。同时，社会风气的好与坏，对公务系统的廉洁影响极大。在芬兰，就算是在车流稀少的深夜街头，当红灯亮起，司机也会安静地停车等在那里，你看不到有谁会去闯红灯。芬兰人在日常生活中奉公守法的习惯，以及整个社会形成的强大的正气，你想在这样的国家里搞腐败，是很有难度的。所以芬兰的总检察长马蒂•库西迈基说，公民的自律是防止腐败最有效的手段。但是公民的自律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要靠人们努力去争取。在历史上，芬兰也曾经是一个贪污受贿横行，腐败成为习惯的国家。芬兰治理腐败的经验，其实与全世界所有成功根治腐败的国家或地区一样，不外乎民主、法治、制衡、监督、公开、透明、教育等这些老生常谈的东西。讲理论，写10本书都可以，问题在于，你有没有决心去落实。在芬兰，每个自律的纳税人都有对政府财政预算的知情权，同时也能实施有效的监督，因此，芬兰成为了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之一。

4.多年以来，新加坡一直是世界公认的最廉洁国家之一。在新加坡建设廉洁国家的过程中，贪污调查局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新加坡贪污调查局成立于1952年，1959年人民行动党上台执政后，成为新加坡反贪污腐败的最高专门机构，直接对总理负责，拥有绝对的权威和广泛的权力。在贪污调查局的宣传手册上，印着这样一段话：“我们的使命宣言：通过迅速和肯定、坚决但公正的行动，取缔贪污犯罪。”根据法律，不论是政府公务员还是私营企业主，不论是受贿者还是行贿者，不论贪污的案值大小，不论发生在国内还是国外，只要是新加坡公民涉嫌贪污犯罪，贪污调查局都有权进行立案调查。对贪污嫌疑人，调查人员可以进行跟踪、搜查甚至逮捕。在法庭上，贪污被认为是一种严重犯罪行为。

反腐败必须依法治理。反腐败要靠法治，法治的前提是法律。用法律武器同腐败作斗争，把反腐败建立在法制基础上，是新加坡反腐败工作的一大特点。新加坡贪污调查局(CPIB)查办腐败案件之所以高效、有力，在于他们有专门的反腐败法律，使得调查局在查案过程中游刃有余。仔细研究新加坡反腐败的立法，其特点十分明显：第一，反腐败立法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新加坡独立41年，《防止贪污法》大的修改有四次，平均不到10年就修改一次，其间还制定了《没收贪污所得利益法》;在执法规定中严格杜绝或限制“自由裁量权”的使用，任何政党和组织均无权干扰司法独立。第二，立法要有利于查处和执法。法律要规定得尽量详尽可操作，避免执法者从法外寻找途径执法而违法，这是司法公正和效率的基本要求。新加坡在立法上对罪名的设定严密、细致、周全。同时，明确司法原则，保证执法机关严格、公正、规范地执法。同为使用现代汉语的国家，新加坡在法律的制定上没有模棱两可的规定，使决策者或执法者没有自由裁量的空间。作为在新加坡政坛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人民行动党，其各项活动都能自觉地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没有人胆敢享有超越法律之上的任何特权。反腐败必须坚持从严惩处，西化的民主在亚洲国家行不通。新加坡的法制严明、执法严格是举世公认的，李光耀多次讲：“在民主的背后，我要拿着严厉的大棒。”之所以能够保持廉洁、高效的政府形象，关键在于执法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