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明确要求。如何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我调节、基层自治的良性互动，是法治中国建设中的一道必答题。

“治理”二字有两层含义。《吕氏春秋》中讲，“治国无法则乱”，强调的是“治”，即统治、治乱;“理”则强调整理、条理，即根据社会自身的机理实现自我管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须将“治”与“理”有效结合起来，充分重视激发社会活力和创造力，促进社会自我治理与政府治理之间协调互动，形成合力，在渐进式的反馈和调整过程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不认识社会、对社会没有足够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追求，就不可能实现国家“善治”。根据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的研究，如果社会整合缺失，社会将陷入“沉睡”状态，而如果社会整合过度，社会将进入“亢奋”状态。前者表现为对所有问题都漠不关心的疲软态度，容易导致政府的冒进管制，终将进退失据;后者则呈现对所有问题都精力过剩的激进状态，抱怨、争胜、失序并存。当前，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社会往往在“沉睡”和“亢奋”之间游移不定，一些极端事件暴露出社会治理方式远未成熟。因此，养育成熟的现代社会，使之具备一种清醒的审慎，进而走向一个文明、理性、诉诸法治的现代社会，才能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是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根本途径。通过鼓励和支持多元社会主体参与，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我调节、基层自治的良性互动，在此过程中，要全程贯彻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创设公民自我治理机会和平台，使公民不断感受到自身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权力和责任的均衡。现代社会首先是一个文明社会，公民既要懂得自我治理，还要对国家权力实施有效监督和约束。当前，法治中国建设应当在制度和实践两个层面，更多回应公民关切。

事实证明，强化社会力量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内在的支撑作用。有效的国家治理和成熟的社会发育相结合，在功能上互相补充，成为当今许多国家向往的理想治理类型。治理良好的国家以拥有一个强大而有效的政府为标志，是一个制度健全、职能适中、经济富裕、社会凝聚力强、国际影响力大、文化教育发达的法治国家;而一个成熟的社会，则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及系统化的社会组织为标志，是一个自主化程度高、社会服务能力强，具有服务创新和制度创新能力的法治社会。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法治是共同特征，制度是基本保证，“两强互动”是根本原理。

培育壮大社会组织，提升其服务社会能力，是增加社会发展活力、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关键。要推进政社分开、管办分离，推进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益服务项目，同时拓宽社会组织依法参政议政的渠道。

当前，我国社会结构复杂多变、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社会矛盾日益凸显，要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实现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法治社会，必须重视激发社会活力，在实践中提炼总结社会自我运行生态、机制与技术，适时上升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为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