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不少专家所指出的，“城市病”的根源在于城市化进程中人与自然、人与人、精神与物质之间各种关系的失谐。长期的失谐，必然导致城市生活质量的倒退乃至文明的倒退。

针对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病”，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王某提出，城市化不光是要看多少人住在城市，还要看这些人在城市生活得怎么样，未来中国的城市化将进入速度与质量并重的城市时代。

从主观层面来看，人类对城市美好生活的追求从未停息。对“城市”一词的修饰多如花园城市、园林城市、魅力城市、人居城市、山水城市……

社会城市与人民城市的提法也进入人们的视野。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秘书长李某指出，社会城市与人民城市是从社会与人的角度来考虑，更多地强调城市是大多数人的城市，更多地追求公平与和谐。人民城市除了把人作为城市主体来看待外，还要追求大多数人的幸福，而不是追求少数人或者贵族的利益。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对城市的研究比较物化，比较看重的是物质方面的东西。而城市是为了让人生活得更美好而存在的。城市的主体不应该是物质，而应该是人。”李某说。

4.伴随着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人口、环保、安全等新一轮的压力纷至沓来，国内不少大城市都患上了“堵车、污染、内涝、房贵”等“大城市病”，在审议和讨论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时，代表委员对此进行了分析。

公开资料显示，目前我国有数十个城市提出要建设“世界城市”和“国际化大都市”，有上百个城市提出要建设“中心城市”，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一些城市建成区盲目扩张。

大建国际化大都市符不符合中国国情?中国到底需要多少个国际化大都市?一些代表委员指出，最近几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几乎都提到了要控制城市建设规模，但这似乎并没有阻挡住一些地方一窝蜂建设超大型“国际化大都市”的热情。

“盲目建设国际大都市将会带来一些严重的问题，如侵占粮田、贪大求洋、债台高筑等。”全国人大代表、海南大学校长李建保说，前些年我国一些地方的城市化出现不少问题，如大建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急功近利的规划调整、寅吃卯粮的圈地运动、脆弱资源的过度开发、盲目布局的基础设施、杂乱无章的城郊用地、任意肢解的城乡规划、屡禁不止的违法建筑等等，这些问题到现在并没有多大改观。

他说，大城市建设近十年近乎爆炸式的扩张，终于导致了一些“病灶”在日积月累后集中爆发，2011年以来，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杭州、深圳、郑州等城市“堵车、污染、内涝、房贵”等一系列问题越来越严重。

“堵车、污染、内涝、房贵只是‘大城市病’的表征，背后更大的问题是我们城市建设、管理上的错位和不科学。”全国政协委员连介德说，如果城市功能错位，城市定位不当，将会导致日渐缺乏的发展资源的透支和巨大浪费，影响居民生活质量，商务成本也会上升，城市丧失竞争力，“这种代价将比堵车、污染更大更无法承受。”

“大城市病”归根到底是“大”引起的。全国人大代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欧某注意到，截至2012年末，北京常住人口达2069.3万人，是1986年的两倍多，相当于26年就多出了一个北京城的人口。

5.“我认为，‘大城市病’不是‘大’惹的祸，因此不应轻易谈瘦身，否则容易抹杀一些问题，不利于城镇化健康发展。”在今年3月6日举行的全国人大某代表团全体会议上，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蔡某一发言，立即吸引了众多代表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