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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周的法制思想及其影响 “以德配天，明德慎罚”是西周统治者在夏商时代“天命天罚”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夏商的统治者就号称是“受命于天”，对不服从自己统治的行为进行讨伐。西周推翻了商朝的统治，要为自己的统治找出合理合法的依据，所以就说“上天”只把统治人间的“天命”交给那些有德的人，一旦统治者失了德，就会失去上天的庇护，新的有德的统治者就会取而代之。这就是“以德配天”。有德的统治者还必须“明德慎罚”，就是首先要通过道德教化的办法使百姓臣服，实在不行再适用刑罚，用刑时要宽缓、谨慎，不要一味地严刑峻罚。这个思想对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有深刻影响。汉代中期以后，逐渐发展为“德主刑辅，礼刑并用”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

（二）礼刑关系 礼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种独特的法律渊源，是维护宗法血缘关系和宗法等级制度的一系列原则和规范的总称。（宗法是以父系家族为中心、以血缘远近来区别亲疏的一种规则）。礼起源于原始社会祭祀鬼神的仪式。在奴隶制社会发展为一套礼制。礼有两层含义。一是抽象的原则精神，可以归纳为“亲亲”和“尊尊”。即亲其亲者，尊其尊者。二是具体的礼仪规则，各个朝代有不同的规定，西周时期表现为“五礼”，即五个方面的礼仪规则：吉（祭祀）、凶（丧葬）、军（行军打仗）、宾（待客）、嘉（冠婚）。礼和刑相辅相成。出礼则入刑。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三）契约与婚姻继承法律契约：西周的买卖契约称“质剂”，写在简牍上，买卖奴隶、牛马等使用较长的契券，叫“质”，买卖兵器、珍异之物使用较短的契券，叫“剂”。西周的借贷契约称“傅别”，“傅”是把双方的权利义务写在简牍上，“别”是在简牍中间写一个“中”字，然后一分为二，双方各执一半。这表明古人已经注意到契约的严肃性。婚姻：“六礼”是缔结婚姻必须经过的六个程序，“七出”是解除婚姻的条件，“三不去”是对夫家休妻的限制。

（四）成文法的公布 中国奴隶制时期的法律基本上是不公开的，不成文的。这种状况一方面是由于人类社会早期立法法制发展水平低下，另一方面是中国古代统治者追求法律神秘主义，所谓“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方便自己的统治。到了春秋时期，这种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是当时社会处于动荡时期，政治、经济、社会体制都在变化，另一方面是原有的法律是维护奴隶主贵族特权的工具，不符合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因此，春秋中期以后，一些诸侯国开始制定和公布成文法。第一次是公元前536年，郑国执政子产将郑国的法律条文铸在象征权力的鼎上，史称“铸刑书”。第二次是公元前513年，晋国大臣将晋国的刑书铸在鼎上，史称“铸刑鼎”。

（五）《法经》与商鞅变法《法经》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部系统的法典。是战国时期魏国的李悝制定的。共六篇：盗法，是关于侵犯他人财产的处罚规定；贼法，是关于破坏统治秩序的处罚规定；网法，又称囚法，是关于关押罪犯的规定；捕法，是关于逮捕罪犯的规定；杂法，是关于盗、贼以外犯罪的处罚规定，主要是六禁；具法，是定罪量刑中从重从轻原则的规定，相当于现代刑法中的总则。

《法经》在中国封建法制史上地位很高，不仅因为它是第一部系统法典，还因为它的篇目基本上为秦汉律所继承，其内容也为后世法律继承与发展。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秦国的一次政治法制改革。这次变法在法制史上影响最大的内容包括：一是改法为律，强调法律规范的普遍性、划一性，要求法律象音律一样均衡划一；二是“以法治国”和“轻罪重刑”，以法治国是相对于儒家的礼治而言的，指的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手段是法，而不是礼或者德。而法家的所谓法就是刑，而且是重刑，即使对轻微的犯罪也用重刑，所谓“以刑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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