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子曰：忠未足以救乱代，而适足以重非，何以识其然耶?曰：父有良子而舜放瞽瞍，桀有忠臣而过盈天下，然则孝子不生慈父之家，而忠臣不生圣君之下。故明主之使其臣也，忠不得过职，而职不得过官。
慎子是战国时期的一位道家人物，这是他论忠中的一段话，意思是说，任何一个时代，并不希望出一两个特别的忠臣，忠孝过分了就是毛病。他说，忠臣并不足以救乱世，后世的历史不止一次证明了这点，岳飞、文天祥都没能挽救没落的朝代。在汉唐宋明开国的辉煌时期，都没有出过有名的忠臣，原因在于，一个健康和谐的朝代，有好的领导人，好的同僚，他们就不过是一个贤臣。
“忠”是中国企业的独特概念
对“忠这个字的理解，跨国企业和本土企业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在跨国企业，很少提到“忠这个字，但是会讲到“忠于职守;但是在本土企业，“忠”却经常被提及，“忠于公司”或者干脆就说“忠于老板”。忠于公司或忠于老板，这原本是没有错的，但关键在于，不少企业家把“忠诚片面理解成了有血缘关系和朋友关系或者是跟在自己身边很多年的人，并且想当然地认为，有这样关系的人才是靠得住的，才是忠臣，这种情况在民营企业中更为普遍。
然而我们看看中国的历史，朝代的祸乱大多出自外戚和宦官(宦官是皇帝最亲近的人了吧?他们本身已被阉割，也不可能对皇帝有取而代之的想法)，汉代的祸乱出自宦官，并且中间新朝的王莽也是外戚。明代的魏忠贤，对明的覆灭负有很大的责任，他也是宦官。及至满清，吸取前代教训外戚和宦官之乱基本已被抑制，但是近臣的祸害却又起来了。乾隆朝的和珅，是个通过现今电视剧家喻户晓的人物。在历史上，他全然不似王纲所演的那样肥头大耳，而是一个仪表堂堂、知识渊博的干练之臣。和珅深得乾隆皇帝的宠爱，并且从历史书籍的研究中，我们也的确相信和珅是非常忠于乾隆的，但是他的贪污腐败却是祸乱清朝大奸。和珅的典型例子就是表面小忠实为大奸的典型。
我们经常在一些民营企业看到这样一些人：老板的亲戚、老板的朋友或者是从创业之初跟在老身边的人。他们仗着老板对他们的信任，结党营私，拉帮结派，欺上瞒下，其实人人都知道他们已经是奸臣，但是唯独老板还是把他们当作可以信赖的人。老板的“当作是始于创业之初他们的小忠，事实上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像和珅一样，积小忠成了大奸，到了企业大发展之时，不仅没有做他们的忠臣，反而成了大奸之徒。当初黄光裕临危授命陈晓主持国美，颇有刘备托孤之风，换来的不是“忠心”而是“祸心”。
企业需要警惕“忠臣
根据清朝的实录，雍正皇帝有一个宠爱的戏子，有一天这个戏子问雍正皇帝，扬州的巡抚是谁?雍正皇帝勃然大怒， “你怎么问这个问题!于是就把这个戏子拉出去杀了。乍一看，雍正皇帝似乎手段过于毒辣，事实上这个问题却很大。一个平常玩玩的戏子，居然问到地方的长官是谁，显然是有人在暗中托了什么事。雍正皇帝的手段固然过于严厉，但是看看历史上这些关于宦官为害的可怕事情，就非得这样不可。
当一个企业家渴望获得员工忠诚的时候，他首先要问自己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自己是不是“明君?虽然大多数的老板对此深信不疑，但是在基层员工心目中这个比例却要少许多，而“群众的眼睛始终是雪亮的。
第二个问题：自己对“忠臣的理解是不是片面?忠臣究竟是那些让自己的领导与管理感到最舒服的人呢，还是那些真正能为企业创造绩效的人?
第三个问题：这些所谓的“忠臣究竟是抱着企业的大树好乘凉呢，还是真的忠于企业，忠于职守?
前面讲过，和珅曾是乾隆皇帝感到最舒服因此也最为信赖的人，但是他却贪污了比朝廷国库更多的银子。企业有没有这样的人?或者，你有没有算过隐性的损失?你所最亲近的秘书、司机等等，往往是你觉得最忠心，最值得信赖的人，但是一旦这些“宦官、“內臣当政，恐怕你也会犯乾隆皇帝的错误。张雪奎(欢迎定制张雪奎教授企业并购课程13602758072)教授认为以下两个案例很能够说明问题：
案例一：“播下龙种，收获跳蚤”
当感情战胜理智，很多不可思议，甚至荒唐的事都可以发生。在山西榆次，有个鼎泽洲环保产业有限公司，生产砖块成型机，在当地很有名。公司董事长叫王永昌。1999年，王永昌为公司招来了一个能人，叫做郭瑛。郭瑛以前做过传销，能说会道，很得王永昌欢心。郭瑛确实也很能干，能吃苦，会来事，在任鼎泽洲销售部经理的时候，很快就将鼎泽洲的产品推广到了全国。王永昌很庆幸自己慧眼识“忠臣”，不但将自己的轿车让给了郭瑛坐，而且还替他买了一套大房子。另外，除了拿销售提成，在王永昌的坚持下，公司还将郭瑛的年薪提高到了10万元，这在相对贫困的山西，简直是天价。王永昌待郭瑛不可谓不厚，投入不可谓不巨。而郭瑛投桃报李的结果是：出走!1999年，当郭瑛感觉自己羽翼渐丰的时候，悄悄离开了鼎泽洲。他想自立门户，自己做一番事业。而他做的事业是：挖鼎泽洲的墙脚。然而，让郭瑛没有想到的是，这一行道行竟是如此之深，看起来简单的砖块成型机，做起来竟是复杂异常。郭瑛以失败告终。走投无路之际，他只有再回头央求原来的东家原谅自己，重新收留自己。而王永昌不仅不记前嫌，当2000年10月，重回鼎泽洲的郭瑛提出销售部经理的职位太低，与自己的能力不相称，想当公司副总时，王永昌二话没说，立刻就提请董事会进行了任命。以王永昌的忠厚想法，人是讲感情的动物，死刑犯尚能感化，何况是一个小小的郭瑛。
可惜王永昌是这样想，人家却不这样想。掌握了大权的郭瑛开始静悄悄地对鼎泽洲进行“改造”。首先，在销售部排除异己，将销售人员全部换成自己的心腹，将公司广告上的销售电话换成自己的私人手机号码，使鼎泽洲的客户资源慢慢尽在掌握。当有人发觉郭瑛的“不轨”行为后，向王永昌告发，王永昌却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要支持郭总的工作。”其次，窥视企业的技术机密。郭瑛的第一次出走，自立山头，就是因为技术不过关而落败，现在王永昌不记前嫌，给了他一个公司副总的职位，这样的天赐良机，郭瑛岂能浪费!很快，作为鼎泽洲企业核心竞争力所在的技术部门就被布置上了郭瑛的 “密探”。2001年10月，当王永昌出国考察，委托郭瑛全权主持公司工作时，郭瑛的技术“密探”开始发挥作用了。鼎泽洲的核心技术机密，连图纸带数据，被他的技术“密探”一扫而空。在郭瑛的指使下，这些“愿意跟着郭总走”的技术人员在“copy”完鼎泽洲的所有相关技术数据之后，还将这些技术数据从鼎泽洲技术部的计算机里删得一干二净。郭瑛这样做的意思很明确：以后砖块成型机这一块儿业务你王永昌别做了，有我郭瑛一个人玩儿就足够了。
郭瑛做完了这一切，在王永昌从国外考察回来的当天，他竟还去向王永昌当面辞职，称自己即使离开了鼎泽洲，仍旧是鼎泽洲的一员，有义务帮助鼎泽洲，愿意随时为“王董”效劳，并且保证，永不仿制鼎泽洲的产品，不涉足砖块成型机行业。可怜王永昌蒙在鼓里，竟为郭瑛的一番说辞而感动。
郭瑛离开鼎泽洲后，立刻注册了“东方天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产品除了名称有所改变，几乎就是鼎泽洲产品的翻版。在郭瑛公司的冲击下，失去了独占技术，又几乎失去了所有客户资源的鼎泽洲一败涂地。一筹莫展的王永昌不得不向公安局报案。2002年1月25日，郭瑛以涉嫌侵犯他人商业机密罪被捕。郭瑛得到了惩罚，王永昌和鼎泽洲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在王永昌看来，人是有感情的，只要自己真心待人，真情付出，总是能够得到别人的相应回报，所谓“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他却没有想到，在这个世界上，经常发生的事却是“播下龙种，收获跳蚤”。如果不是盲目相信自己的感情投资，让这些所谓的感情投资冲昏了头脑，一个人如何能够在自己监控不到的情况下，将自己的企业全权托付给一个犯有“背叛”前科的人!
案例二：人人是股东不一定人人是忠臣
绍兴“女儿红”酒天下闻名，当初浙江绍兴女儿红酿酒有限公司改制时，当家人朱公廉说大家在一起都不容易，家族的人都为企业出过力，股权还是平均分配好。大家都是股东，一定会对企业忠心耿耿。结果是企业人人有股份，人人股份都差不多。员工都夸奖朱公廉是活雷锋，心里有群众。公司经营很好，利润分配按照公司法由股东做主。一群穷惯了的人，面对一大堆金钱，哪里禁得起诱惑，于是公司利润年年被瓜分一空。竞争对手都在进步，大量投入开发研究，整个绍兴黄酒业突飞猛进。但是著名的“女儿红”却完全失去了发展后劲，等到朱公廉发现大势不妙，要求公司将每年利润留下一部分，作为企业发展的资金时，却遭到了多数股东的反对。一个赫赫有名的“女儿红”，现在是每况愈下，被人收购来收购去，人人都不是真心想经营这个企业，只是看中了 “女儿红”这块牌子，将其作为资本运作的一个手段。朱公廉现在是后悔莫及。如果当初自己听从有关人士的劝告，而不是考虑那么多的乡党家族感情，自己拿大股，在企业可以说话算数，那么，以自己的资历和经验，现在“女儿红”也不至于落到这个地步，自己也不至于被新股东呼来喝去，推来搡去，仰人鼻息，看人眼色了。看来家族人员在利益面前也不一定都是“忠臣”。
这两个案例很能说明问题，一位好的老板，他用的必是贤臣而不是忠臣;一位好的老板，他必是时刻会提防企业内是否会形成“外戚或是宦官当政”。
在法制社会和自由市场经济之初，职业化制度尚未全成熟，老板对人才的考验与对忠诚的要求，是合理和可以接受的。对“忠诚”和“忠臣”的理解，却需要深思熟虑，你不能静止去看待这件事。
事实上人与人之间――当然也包括企业家和经理人之间，皇帝和大臣之间――的信任与忠诚，都是相互的，刘备三顾茅庐，才换得高傲的诸葛亮出山，并忠心耿耿地帮助他确立三足鼎立的蜀汉天下。正如曹操所感慨的那样：“周公吐哺，天下归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