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学的诞生
独立革命是美国民族文学诞生的背景。早在战争爆发之前，美国殖民地人民在欧洲启蒙主义学说影响之下，已经具有民族独立的意识。富兰克林世俗的格言比爱德华兹清教，主义的教诲更能吸引广大群众。富兰克林用清晰、幽默的文体传播了科学文化，激发自力更生的精神，他的爱国热情和关于自学、创业的言论，对于美国人民的人生观、事业观和道德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独立革命期间充满反抗与妥协之间的尖锐斗争，迫使作家们采取政论、演讲、散文等简便而又犀利的形式投入战斗。发表“不自由毋宁死”这一名言的演说家舶特里克·亨利，象战鼓那样鼓动战士奋勇杀敌的托马斯·潘恩，行文朴质无华却字字击中要害的托马斯·杰斐逊，都是无畏的战士，他们为了战斗的需要锤炼自己的语言艺术。那个时期的诗歌也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大量的革命歌谣出自民间。菲利普·弗瑞诺是当时著名的革命诗人，他的创作开创了美国诗歌的优秀传统。
早期浪漫主义文学
19世纪初，一些以美国为背景、美国人为主人公的作品开始出现，初具美利坚民族的特色。欧文致力发掘北美早期移民的传说故事，他的《见闻札记》开创了美国短篇小说的传统。库珀在《皮袜子故事集》中以印第安人部落的灭亡为背景，表现了勇敢、正直的移民怎样开辟美国文明的途径。诗人布莱 思特笔下的自然景色完全是美国式的，他歌颂当地常见的水乌和野花，而且通过它们歌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这些作家的作品满怀乐观向上的时代精神。色彩阴暗的爱伦·坡在诗歌、短篇小说和理论批评方面达到新的水平，标志着民族文学的多样性和在艺术上的发展。
超验主义与后期浪漫主义
19世纪30年代以后，东北部沿海的美国文化中心新英格兰地区成了最早的工业区。杰克逊总统的民主主义路线又使国内的民主空气增涨。这在意识形态上造成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出现了超验主义者团体，另一方面使一些作家产生不少疑虑，浪漫主义文学的基调由乐观转向怀疑和消极。超验主义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先表现为宗教，哲学思想中的改革，后扩展到文学创作领域。以爱默生为首的超验主义者为了据弃加尔文教派“以神为中心”的思想，吸取康德先验论和欧洲浪漫派理论家的思想材料，提出人凭直觉认识真理，因而在一定范围内人就是上帝。这一派思想的出发点是人文主义，即强调入的价值，反对权威，祟尚直觉，主张个性解放，打破神学和外国教条的束缚，对美国作家产生不小的影响。到了50年代，随着工业化引起的种种社会问题的出现，作家们敏锐地感受到民主制的弊病。梭罗侧重超验主义中人的“自助”精神，主张回返自然，保持纯真的人性，因此与资产阶级社会秩序发生冲突。在霍桑与梅尔维尔身上，这种矛盾以抽象、神秘的形式表现出来。霍桑深受加尔文教派的影响，又想有所摆脱，于是转向对人类状况与命运的探索，如《红字》(1850)。梅尔维尔同霍桑一样，把他所感觉到的社会矛盾归结为抽象的“恶”，而“恶”的强大与不可理解使《白鲸》(1851)等作品蒙上神秘、悲观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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