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本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盛行的是索洛（Solow，1956，p. 65-94）和斯旺（Swan，1956，p. 344-361）创立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即把经济增长解释为生产要素（特别是物质资本）的积累过程。该模型表明，只要投资超过重置破旧机器的必要水平，资本存量就会增加，从而人均产出就会增长。然而，尽管该模型预测出短期的人均增长，但资本积累最终会出现收益递减问题，这时，人均产出停止增长。用索洛的增长模型来说，假定储蓄是收入的一个固定比例，即S=sY，且这些储蓄全部用于投资，则资本积累方程是：

dK/dt=sY-δK （1）

由于资本的收益是递增的，当投资只能足够弥补折旧（δK）时，方程式（1）所表明的资本积累过程最终会达到稳定状态。这表明，长期经济增长率为零。尽管如此，该模型确实把注意力集中于试图理解技术变化的性质，因为如果有技术变化，新投资不一定出现收益递减。凭直觉来看，增加完全相同的机器虽然资本存量增加了，但收益无疑是递减的。可是，如果每台新机器在技术上更为先进，就不会发生收益递减。尽管新古典长模型的创建者认识到了这一点，但并没有构建出技术变化模型。

阿罗（Arrow，1962, p. 155-173）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1962年发表过一篇文章，把技术进步与投资的实际过程联系在一起指出，投资都是在做新事情，这无疑将产生新知识。他用“边干边学”（Learning by Doing）术语来描述这一过程。后来，罗默(Romer,1986,p.1002-1037)在开创所谓的“新增长理论”或“内生增长理论”（Endogenous Growth Theory）时又拾起了这种思想。相对于索洛－斯旺的新古典增长模型而言，内生增长模型认为长期增长率是正的。为此，内生增长模型就得解释（积累的生产要素）收益递减为什么不会发生的原因。要解释这个问题并非像听起来那么简单，因为积累的生产要素不变收益意味着所有生产要素的收益递增同时发生。收益递增意味着企业的规模越大，效率就越高，从而不可能达到竞争性均衡。因此，内生增长模型必须找到一种途径，使企业层次的收益递减，而使整个经济层次的收益（至少）不变，所以总是要保持对投资的刺激。企业层次的收益与整个经济层次的收益之间的偏离，说明了社会收益率与私人收益率之间存在着差异，继而说明政府的政策具有潜在作用。

简单来说，解决企业收益与整个经济收益之间偏离这一问题的大致方法有两种：或包含人力资本，或考察技术进步（也可称之为知识创造或发明或革新）。这两种大致方法在很多方面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因为它们都是建立“知识”积累模型：在人力资本模型中，这种知识假定内含于人力中；在技术进步模型中，这种知识假定内含于机器或产品中。因此，内生增长理论可以看作是对知识积累过程的模型化。

首先，考察卢卡斯（Lucas，1988，p.3-42）建立的以人力资本为基础的内生增长模型。需要注意的关键问题是：第一，人力资本增长是经济增长的推动力。用数学语言来表达，这种思想可能表示为如下微分方程式：

（2）

式中，h代表人力资本，δ代表正常数，（1-u）则是人力资本投资占总投资的份额。在卢卡斯的模型中，人均收入增长率与人力资本增长率成正比。因此，一般的政策含义是：人力资本的积累（包括正规教育、培训、在职学习等等）至关重要。第二，卢卡斯指出，一国的平均人力资本水平影响着每一企业的单个生产率。换言之，存在一种外部性。这种外部性意味着社会最适增长率高于私人增长率：经济行为主体的投资不会达到最适状态，因为在他们的自身计划中不包括其投资的外部效应。当然，这正说明了政府政策在促进人力资本投资水平提高中的作用。

基于人力资本积累的途径在不同的行业中有所不同这一事实，而且，人力资本的形成主要来源于培训和工作经验，因此，人力资本一般与特定行业有关。卢卡斯指出，倘若某一行业具有较高的潜在人力资本增长率，那么，作为一个国家来说，最好引导资源流向这个行业。可是，市场力量不会实现这一结果，因为人力资本积累过程具有外部性。

其次，考察格鲁斯曼和赫尔普曼（Gross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