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财政拉动消费更有利于提高公共政策的效果。

其一，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和调控结果决定了其更适用于扩大消费需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都能影响到社会总需求和利率水平。但从现实运作流程来看，财政政策对总需求的影响更直接有效。这主要是源于两大政策的传导机制有所差异。只要采用任一财政工具，比如增加财政支出或者减少财政收入，其带动效应将成倍作用于总需求层面。其中的传导因子是建立在边际消费倾向上的财政收支乘数。当然，最终的政策效应是由带动效应与挤出效应及自动稳定器综合形成。相比而言，货币政策对于总需求的调整要借助三大货币工具先调整货币流通量，再通过市场利率的改变传导到总需求层面，比较间接。何况，在我国近20年的宏观调控过程中，货币政策因传导环节过多，很难真正发挥调控需求的作用。由此，以财政政策扩大需求，尤其是扩大消费需求成为主流选择。

其二，财政政策的效果决定了其更适合扩大消费需求。根据西方经济学中对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果的实证检验结论，结合经典的IS—LM模型说明，一般认为，IS曲线斜率的绝对值越大，LM曲线的斜率越小，即IS曲线越陡峭，LM曲线越平缓，财政政策的调控效果就越强，而货币政策的运用效果越弱。当前我国经济的数据表明，在影响IS曲线斜率的因素中，由于投资对利率的灵敏系数(也称弹性系数d)较小，所以IS曲线斜率(1-b)/d较大，这也意味着在我国宏观调控中，针对扩大总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而言，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可靠。

其三，财政政策的实力决定了其更适合扩大消费需求。自1994年我国实施分税制改革以来，国家逐步提高了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这一比重从1995年的10.67%增加到2009年的20.4%。自2002年以来，国家财政收入增速超过GDP增长速度的2倍，2010年的国家财政收入更是接近8万亿元。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实力的增强，为支持民生和扩大消费需求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与此同时，货币政策要集中精力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无暇更多顾及扩大消费需求。因此，财政政策更应将扩大消费需求作为当前主要任务。

二、财政政策促进扩大消费需求的回顾与评价

(一)基本情况。

自1998年以来，财政政策在扩大消费需求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主要表现为调整税收制度和增加财政支出两方面。

从税收制度方面看，体现了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以提升消费能力，调整消费品税负以引导消费升级的政策意图。具体包括：(1)分别调整利息税税率、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的计扣标准。1999年恢复20%的利息税征收标准;2006年和2008年分别将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由800元提高到1600元，再提高为2000元;2006年将企业所得税税前工资扣除标准统一为每人每月1600元，2008年更提出企业税前合理工资均可扣除，打消企业给员工发放工资的税负顾虑。(2)全面取消农业税，切实提升农民消费实力。2006年起全面取消农业税，每年为农民减负约1250亿元。(3)调整消费税。1999年下调香皂以外的其他护肤护发品和环保型汽车实际消费税税率;

2006年重新调整征税对象和税率标准，取消护肤护发品税目，调整小汽车、摩托车、酒及酒精、汽车轮胎等几个税目的税率，新增成品油、木制一次性筷子、实木地板、游艇、高尔夫球及球具、高档手表等税目，合理引导消费。从财政支出角度看，体现了国家给力收入分配、松绑社会保障的政策意图，尤其认识到开拓农村消费营销论文" target="_blank">市场的重要性和艰巨性，做了大量工作。具体包括：(1)增加公务员工资水平。1999～2003年间，四次全面提高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基本工资标准，并相应增加离退休人员离退休费，还实施了年终一次性奖金制度和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制度，总增资水平为月人均350元，受益人数约为4900万人，国家财政为此累计安排增资支出6390亿元。(2)增加“三农”投入。中央财政加大了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和财政支农支出。仅在2004～2006年间就转移支付了1968亿元;在2000～2005年间，财政支农支出以年均14.8%的速率增长;2009年，中央财政的“三农”支出预算比2008年增长20%以上，达7161亿元。(3)提高中低收入者保障水平。1998年进一步支持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1999年提高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保障线水平。

(4)提高了对文教体卫等民生消费和医疗消费的保障力度。2000～2005年，财政在文教、科学、卫生方面的支出由2736亿元增加到6104亿元，年均增长17.4%。2006～2008年全部免除了城乡中小学义务教育的学杂费，加大政府的教育投入力度。2006年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范围扩大到全国40%的县(市、区)，中央和地方财政补助标准均由10元提高到20元，中央财政相应安排资金47.3亿元，增长7倍多，并加强了农村医疗救助工作。统计显示，2009年，全国财政预算安排中，仅用在与人民群众生活直接相关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等方面的民生支出就达到24610亿元，比2008年增长25.1%。(5)增加专项消费补贴。2009年以来实施对城镇居民家电汽车以旧换新、新能源汽车和小排量汽车购买的专项补贴，同时为农村消费者提供家电下乡、汽摩下乡的相应补贴。

(二)主要特点。

其一，调控目标侧重总量调控。财政政策对于总需求的影响作用首先表现为调整经济总量关系，其中的侧重点又经历了由投资与净出口逐步转移到消费总量的过程。尤其是，当前我国消费率相对国际水平过低，提高消费总量是发展消费的基本前提。财政政策自然也只有先关注总量调控，·51·暂时无法深入调控结构问题。比如，为了引导人们增加消费支出，调整个人可支配收入的用途，1999年财政部恢复计征利息税的方式，也就是鼓励居民将储蓄转移到消费用途的总量调控作法。同样，针对城镇中低收入者所制定的“三低一保”标准也是有利于提高整体消费的调控方式，并不一定能扩大个性化差异化的消费需求。

其二，调控手段强调增支增收。国际社会通常采用宽松或扩张的财政政策刺激消费，具体调控手段为增支减收，但我国情况有所区别。自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经济增速可观，但当时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相对不足，1998年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我国采用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即以收支双增的调控方式为主。一方面通过发行国债的方式增加财政收入，另一方面以此为依托，对基础设施建设和政府采购、社会保障方面投入大量财政费用，同时还开征了消费税等可能抑制消费增长的某些新税种，最终税收增速远远超过了GDP增速。这种既增支又增收的调控方式基本延续至今，成为我国财政政策的国情特色之一。

其三，调控效应偏向短期阶段。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为凯恩斯的两大宏观调控政策，不可避免地带有凯恩斯理论的短期、绝对化特点。在我国实施的财政政策也同样有此局限性。以我国连续两次上调个税免征额为例，当时调整的标准无法长期实施，导致延续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实效甚微，改革措施难以稳定延续。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提高贫困人群的补贴标准、扩大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覆盖面等具体措施上。

更为明显的短期效应也表现在2008年以来实施的“家电汽车以旧换新”、“小排量汽车减少购置税”、“减免二手房的交易税和降低第一套房的首付标准，给予七折优惠房贷”等政策中。目前购房、购车和家电购买等明显应急性的财政政策因完成了历史使命基本到期。

(三)效果评价。

总体而言，以往财政政策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刺激消费的作用。首先，增加了消费总量。有数据表明，在1998~2009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增加了2.21倍，由51588.2亿元增加到165526.8亿元，人均消费支出增加了1.88倍，由3159元增加到9098元。其次，初步改善了消费结构。有研究资料显示，1998年至2009年，城乡居民的家庭恩格尔系数在波动中呈下降趋势，分别下降了8.2%和12.4%。其中，某些专项措施的政策效应突出，如2010年的全国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已拉动汽车消费496亿元。

再次，改良了消费预期。有学者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养老保险参加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促进人均消费支出增加1.3个百分点。

我国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工作自1994年实施以来，普及率由2000年的29.3%提高到2004年的30.1%，2007年达33.9%，7年提高了4.6个百分点，拉动个人消费需求增加近6个百分点。但我们更要清醒地看到，在经济发展方式亟待转变的“十二五”期间，过于粗放单一的财政政策将逐渐失效。因为我国已经进入大众化消费新阶段，消费需求的内在稳定性在增强，消费波动的周期性在延长，消费内生性规律要得到新的认识和利用，财政政策自然也要有所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