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就在不断采取措施减轻农民负担，但是，农民负担问题并未能彻底解决，反而越来越影响着农村的良性发展，加剧三农问题的严重性。  详细内容请看下文完善农村公共财政体系。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农业生产基本制度的理顺，支农投入也相应发生变化，但从未超过14%，且总体来看，虽中间略有波动，但仍呈下降趋势，由1978年的13.43%下降到2006年的7.85%[1]。这与中国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口号严重不符，如此低的支农投入，何谈支援农村建设呢?何谈经济总体水平增长呢?(如图1所示)。

不仅如此，支农结构也不合理。具体体现在：一是具有正外部性的公共产品供给严重短缺;二是用于人员供养及行政支出部分所占比重较高，而用于建设性的支出比重不高;三是农业科技、农用相关信息的提供也远远满足不了农民的需求，农业科技开发资金少，农业科技人员短缺，没有完整、规范的市场供求信息网络和科技推广体系。 农民收入水平与负担水平不匹配

如图2所示，自改革开放以来，出现过两次城乡收入缩小的情况，第一次是1980年，由于“大包干”财政体制开始执行，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农民增收，城乡之间的收入差别出现下降趋势，到1985年，城乡差距缩小到最小，仅为1.86∶1，但之后出现开始扩大的趋势;第二次是1994年，分税制的实行，开始城乡之间收入差别出现下降趋势，但是从1997年起又逐步扩大。

现行政府间财政分配体制存在的财权、事权划分不清, 特别是乡镇政府事权和财权严重不对称。乡镇政府不仅要履行领导经济建设、带领群众致富的职责，还要提供大量社会公共物品，如农村道路建设、社会治安管理、各种税费征收、农村义务教育等，而这些公共物品本不应当全部由乡镇政府提供。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不匹配

曾为乡镇财政增收立下汗马功劳的乡镇企业，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其管理体制落后、技术含量低下、经营方式粗放等弊端日益显露，效益下滑，使乡镇财政丧失了一部分财政来源，再加上农村税费改革后，断了乡镇政府的税外收费的路子，意味着乡镇政府不能再靠各种收费和摊派维持自身的开支和公益支出，农业税的取消，转移支付不到位，使原本就入不敷出的乡镇财政变得更是雪上加霜。

乡镇财政几乎已是“空壳”，自身已是负债累累，如此薄弱的经济基础，却要担负着供养庞大的乡镇机构和人员开支，这让乡镇财政体系如何吃得消?还何谈去满足农村公共需要?

编辑老师为大家整理了完善农村公共财政体系，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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