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积极财政政策之走向

（一）减税应是刺激民间投资需求，提高企业竞争力的强有力手段

美国经济学家拉弗用著名的“拉弗曲线”论证了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从供给角度剖析了经济发展的另一源动力。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在刺激总需求的同时，也应双管齐下，注重供给管理，这样，才能稳定经济增长基础，释放和化解财政风险。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快和我国加入WTO，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是件早晚的事情。但是，从全球总体企业税负水平来看，我国处于偏高水平，且存在内外资企业两套税制，非常不利于企业参与国际竞争。虽然出口退税政策几经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激励，但在正式加入WTO后，自由贸易政策将会自动抵销其出口退税正效应。此外，全球税制改革的一大潮流就是减税，为企业进行技术革新，提高核心竞争力留足资金空间。因此，笔者认为，我国的减税应该是指根据国内客观经济情况，灵活地降低纳税人的实际负担，对其形成较实惠的激励，而不是简单的税种“剪贴”。其重心应放在以下几个方面：

1.企业所得税方面。在两税未能合并之前，企业所得税与外国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应先在税率上统一起来，究竟采用哪档税率，可参照周边国家和美国的标准，制定在25%-29%之间;其次，要规范两税中应纳税所得额的扣除项目，减少政府官员在企业中的寻租行为，为企业公开纳税创造一个透明化、制度化的空间;第三，要加快费改税工程的工作，对一切强加于企业头上的不合理收费，可以通过立法，赋予企业拒付的权力。

2.增值税转型。生产型增值税其实质是政府敛财的一种重要形式，不能促成投资激励和科技进步，尤其是对于那些固定资产比重大的企业而言，长期得不到资金来更换设备提高竞争力。当然，有些人担心将生产型增值税转变为消费型增值税，政府收入会损失一块，这确实也有一定的道理。但笔者更认为，增值税转型之后，客观上减轻了纳税人的负担，将会极大地刺激其加大投资力度，进行技术更新改造，提高企业竞争力，经济活动量也会因此而成倍增长，这样一来流转税类中其他税种收入的自然增长会弥补转型后财政收入损失中的一块，二来也可以通过公司(企业)所得税补回一块。更为重要的是，增值税转型激发了投资者的投资积极性，扩大了经济活动量，也更符合国际惯例。如此看来，增值税的转型在我国不仅具有可行性，更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3.其它税种的调整。对于因宏观经济形势而开征的土地增值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已停征)等税种，在目前供需失衡的情况下，其已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因此，要及时、有计划地将土增值税及其个别税种停征。同时，对于在地方税体系中存在内、外两套征收方法的税种，要尽快统一标准，公平税负，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要坚决予以停征，不能再把它们看作是聚集财政收入的一种手段，而应该更重视它们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调节作用和对经济活动量增长的贡献大小。

（二）增加财政支出，提高财政支出效益，加强项目监管

政府在财政支出方面，普遍反映监管不力，效率低下，工程项目重复建设，资金浪费非常严重。对于利用国际组织贷款来发展的一些项目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政府只管投资而忽视效益。形成极大的资金“漏斗区”，不仅项目本身不能盈利，无法安排资金还贷，甚至还要求国家继续加大投资力度。很显然，这种支出增长根本不可能发挥其乘数效应，其结果往往是政府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因此，在今后几年的积极财政政策体系中，财政支出还要加大投资力度，但其重心一定要放在效益和监管上。在立法可能的前提下，明晰政府的具体职责，突出其服务和宏观调控功能而淡化其投资者的角色，同时，要加快预算管理，一改过去支出随意性特点，使预算(预算草案)成为真正意义上具有硬约束力的法律文件。